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勾画“绿色化”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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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着环保运动和环境改革的推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正面影响开始出现。中国现在还处在环保相关领域改革的起步阶段，政策导向已经把环境问题放到了人民福祉的高度，中国环保部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那么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应该如何系统化地去考虑环境治理问题呢？
何传启：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生命支持、物质和文化服务。没有自然环境，就没有人类文明。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如果按照传统发展模式，人类的物质需求将逐步逼近自然环境的承载极限，自然环境发生不可逆灾变的可能性在增加。在自然环境发生不可逆灾变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根据现有知识，阻止自然环境发生灾变的方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降低人均环境压力和单位GDP的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人类与自然的互利共生。这是生态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也是中国环境政策的理性选择。
记者：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吗？面对视觉和记忆中都日渐模糊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身处经济增长快车道的国人，一直有着这样的困惑。对此您如何看？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之间是否会出现拐点？
何传启：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绝大多数是人为的。人为的问题，需要人来解决。如何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学术文献浩如烟海。在众多理论中，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胡伯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它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在过去20多年里，许多发达国家选择了生态现代化和工业生态学，并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是：经济继续增长，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经济与环境指标脱钩率达到52%；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环境指标已经出现了拐点。由此可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客观存在的：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环境压力先升后降。
记者：中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最重要的一项变化是“按日计罚”，这一措施增加了破坏环境的惩罚力度，让破坏环境的受罚成本远远高于守法保护环境的企业所付出的成本。企业如何面对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标准？
何传启：“谁污染谁付费”是合情合理的，“污染者付费”是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环境保护，而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要承担责任，政府要承担责任，社会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应以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意识为突破口，以轻量化、绿色化、生态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的“三化一脱钩”为主攻方向，努力完成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实现环境管理从“应急反应型”向“预防创新型”的战略转变。
首先，实现经济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是重中之重。
未来的战略目标是：在2020年，经济“三化”达到世界初等水平，全部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对脱钩；在2050年，经济“三化”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经济与资源、能源、物质和污染等完全脱钩，部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耦合，部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要全面完成基本任务，至少需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继续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走绿色工业化道路，降低新增环境压力。二是促进传统工业流程再造，加速环保产业的发展，降低工业污染。三是继续实施污染治理工程，逐步清除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污染遗留。四是继续推进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建设资源节约型经济。五是实施绿色服务工程，加快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三化”转型。
其次，实现社会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是当务之急。
这个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人居环境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绿色生活和环境安全等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社会进步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
有以下几项战略措施：一是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走绿色城市化道路，建设绿色家园。二是实施绿色家园工程，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三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同享现代化成果。四是完善自然灾害减灾机制，发挥城市服务功能，保障环境安全。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系统评价。五是实施绿色消费工程，扩展绿色产品的市场空间。
第三，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是关键所在。
没有现代生态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所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成败关键。最近几年，中国污染问题和环境恶化，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不能找到科学理论和有效办法，那么，中国环境退化的趋势还将继续。显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提高国民生态意识已经刻不容缓，改变行为模式则是关键所在。
建立现代生态意识，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关键岗位环境责任制，奠定生态意识的法律基础。建议适时修订国家《环保法》，建立关键岗位环境责任制。基本内容包括：关键岗位环境责任书、关键岗位环境审计书、环境责任20年有效期等。二是建立关键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奠定生态意识的管理基础。在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关键项目环境风险等级评价制度。评价周期可以考虑为5年到10年（特别关键项目每5年评估一次）。三是继续控制人口规模，奠定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如果人口规模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那么，生态意识不可能建立。四是加大生态和环保教育投入，从小学开始普及生态知识。五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促进环保活动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健康发展。
记者：美国的环境治理成本主要由企业来承担，而中国过去20年的环境治理成本主要是由政府补贴和直接投入。在中国环境治理投入方面您有何建议？
何传启：环境治理成本大致包括三大块。一是原有污染的治理成本，二是新增污染的治理成本，三是控制新增污染的成本。其中，原有污染的治理成本，如果能够明确具体企业的具体责任，则由企业承担责任；如果不能明确具体企业的具体责任，则更多由政府和社会买单。新增污染的治理成本和控制新增污染的成本，则应该由具体企业来承担。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环境治理应该以预防为主，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制度创新相结合，加大环境法律的执法力度。前面我们提到中国生态现代化和绿色发展的三大重点：经济生态转型、社会生态转型和倡导生态意识，它有四条基本路径：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制度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生态化）和社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
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上述措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生态现代化建设，还需要大力促进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和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确保中国的资源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