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斯德哥尔摩对拥堵费技术系统的一般建议

    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实习生 贾茹)能源基金会中国邀请来自英国伦敦、瑞典斯德哥尔摩、意大利米兰、新加坡、美国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市等国际专家，撰写《拥堵费和低排放区国际最佳经验》报告，系统介绍了国外在研究、制定、实施拥堵费和低排放区方面的经验，其中斯德哥尔摩对征收拥堵费的技术系统提了一般性建议，具体如下：

尽早明确法定条件

在技术设计过程的早期就要了解法定条件。例如，证明车辆通过门架的有效依据是什么？哪种上诉可能性必须存在？解答这些问题对技术设计影响非常大，例如，是否可将信号接收装置作为唯一的车辆识别方式？

在斯德哥尔摩交通拥堵费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不常见的问题：在采购中途，交通拥堵费的法律地位由“市政环境费”变成了国税（法律调查显示，城市在现有道路上对行驶中的车辆收费是违法的）。这一变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采购也由斯德哥尔摩负责转为由国家政府负责。这极大地增加了系统建立成本。

选择合算的服务水平目标

在明确系统目标、了解不同服务水平会如何影响系统预期功能的基础上，要思考设立何种服务水平目标才是划算的。例如，在任一服务水平上，把目标从95%到99%提高到99%到99.9%，都可能极大地增加成本。在斯徳哥尔摩，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以系统真正记录车辆通过的“车道时间”占全部时间的比例来计算）要求在99.9%以上。为达到这一高要求，总承包商设计了一个系统，并把系统中（几乎）每一个组件都复制了一件，还购买了大量零件备用；参加过培训的员工在接到通知后能立即赶到现场提供服务，IT技术支持也是全天候待命。这显然增加了投资及运营费用。另外，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到，降低对正常运行时间的要求，比如说降到95%，不会影响交通拥堵费在减少交通流量上的作用。毕竟人们在选择出行方式时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如果开车经过收费路段，则极有可能要交费。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大幅放宽对正常运行时间的要求，而不会影响最终调节交通的作用。这一点说明，在制定技术系统要求时，需要考虑到成本效益。

选择合算的支付渠道

每笔支付都有成本，不仅有用户便利性成本，也有给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费用成本。因此，允许月结而不是要求单独支付每一笔费用，会使运营成本降低。为提高用户接受度，柜台现金付费（例如在商店）或许是必要的，但这可能是最昂贵的支付形式。

信号接收装置管理成本很高

信号接收装置（或“标签和信标”系统）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很高效，尤其是它能够用于复杂的收费结构，对司机来说也更为简单。我们知道使用大量的信号接收装置器会极大地提高成本，但不大为人所知的是，管理信号接收装置的成本也很高。新车需要装配新的信号接收装置、车子可能易主、信号接收装置可能丢失、损坏或被窃——这些都需要成本。在挪威同时运行着40种不同的道路收费方案，有些方案使用了信号接收装置，而其它方案都是通过人工收费站收费。但即使是在高度依赖人工收费的挪威，不使用信号接收装置也具备微小的效率优势(Odeck, 2008)。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摄像头及自动车牌识别系统（ANPR）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潜在识别率，这一点对于任何基于信号接收装置的解决方案都具备充足的竞争力。斯德哥尔摩系统最初被设计为基于信号接收装置的系统，只是因为法律原因而把ANPR作为附件，但近几年来系统已经完全依赖ANPR了。

在采购上，确认成本及风险共担

在斯德哥尔摩，起初交通拥堵费客服中心被设置得非常庞大，这极大地提升了成本。造成这个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客服中心不能满足其服务质量目标（即最大响应时间），总承包商就会受到经济处罚，然而客服中心的员工成本却是由购买者承担的。风险和成本的承担方不同，因此承包商没有任何理由降低报价，却增加自身风险。在运营的各个方面，如果要采购某一功能系统，应注意保证风险承担方同时也是减小风险的成本的承担方。

政治风险越高，在公众协商中会处于越不利的位置，并会因承包商要求支付风险酬金而增加成本

在斯德哥尔摩，参与建立交通拥堵费系统的各方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个人的职业发展、私营企业的发展、政治联盟的稳定性，都有着被破坏的危险，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这种情形主导了整个项目实施背景，各种决策的制定也受到了这种风险环境的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造成某些方面成本过高（如客服中心过大、服务标准过高）的一部分原因。这又回到了政治压力大和政治风险过高的问题上：可能不仅在城市层面，在国家层面上，下届选举的成败都将依赖于这次试点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在公众协商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这个系统必须成功，而且必须按时完成。很显然，在这种局面下，承包商会要求支付更多费用。对于承包商来说，如果系统失败，即使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也会对公司未来的业务造成很大的潜在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承包商甚至在决定接手这个项目时，就会要求支付风险酬金。因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足的计划实施时间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相反在斯德哥尔摩，当时极度紧张和不确定的政治局面，加上开发过程中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使得系统需要大量的修改和重新设计，一起导致了投资成本比实际需要的高出许多。当时这个项目的主要承包商表示，现在再建一个相似的系统可能只需要一半甚至更低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