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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下一个阿里巴巴?”当阿里巴巴在美上市,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而被全球聚焦后,软银中国合伙人薛村禾常被人问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简单得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其实,软银中国的投资理念很简单,笼统而言,就是投资社会贡献大的项目。”
“只要企业能够解决的问题足够大,能够影响的价值链足够长,就越能提高社会效率,当你发现其社会效率高,通常就能够产生较高的社会价值,成为一家好公司。”薛村禾说。
薛的观点并不难理解,他只是借阿里巴巴的商业成功阐述了企业的本质而已。本质上,企业就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主要取决于配置资源的效率高低,这是企业的立身之本。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在现实中,却往往被人狭隘地视为,企业的职能就等于盈利赚钱。
企业承担的社会角色决定当然要赚钱盈利。越是优秀的企业,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赚钱盈利能力也越强。但企业的目标决不能仅仅止步于赚钱,而在于创造价值,与社会分享,推动社会进步。正如商业奇才杰克·韦尔奇在他的自传中对企业的描述:“一个强大的公司,不仅仅通过纳税这一主要方式服务于社会,它更为全球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增进了安全和环境的标准化。强大的公司会再投资到人力和设备中。健康发展的公司提供良好而稳定的工作,职员可以获得充足的时间、精力和各种资源,成倍地回报给社会……”
作为社会的细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来自企业内部组织系统和所处商业生态系统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它的生命力完全系于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与良性。失去了民众和社会这个不断给与企业营养的大母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越是优秀的企业,越要与社会分享价值,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CSR),因为一个优秀的企业,一个盈利规模很大的企业,一定占用了比别的企业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失去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哺育和支持,企业就不可能取得持续的利润。
美国学者詹姆士·穆尔(James F.Moore)1996年出版了《竞争的衰亡》一书,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这一新概念,他运用生态学理论来解释商业运作。他建议,企业高层经理人员要经常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等七个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穆尔的商业生态系统论超越了传统的商业价值链理论,将观察企业的视野从商业价值的链条和环节扩展到社会价值平台之上。在这个更宏大的企业价值叙事系统中,社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他并不直接使用“社会责任”这样的字眼,但社会对于企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理查德·布兰森,维珍品牌(Virgin)的创始人,一位传奇的亿万富翁,2013年他写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当行善统治商业》,他对企业的本质则描述得更加直接。在书中,他振聋发聩地提出: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当旧的商业规则损害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致使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加剧的时候,一定还有更高、更远的目的凌驾于企业利润之上。每一个商人都应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商人,还是这个地球的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责任关爱他人和地球,把行善设计在商业模式当中。
在布兰森的眼里,对于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已经上升为一种明明白白的商业模式,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品牌宣传的点缀,一本印制精美的社会责任报告,一个锦上添花的时髦花瓶。企业是一个盈利组织,但它同时也应该超越对盈利的简单追逐,将社会、环境等各种责任融入到企业的营运之中。
当全球商业思潮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商海,当今天中国的企业日益壮大、企业家精神日渐萌蘖,同时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焦虑时,我们可以触摸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正在从量变到质变,正在超越和升华,主动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了企业的使命和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中。一些从传统行业的风浪里摸爬滚打出来、一些在互联网淘金大潮中敏锐抓住商机的企业家,甚至已经自觉地、或不知不觉地将对社会责任的关照植入到了新的商业模式中。这不是空话套话。新型的互联网免费模式,互联网的草根金融模式,众筹模式……新的商业模式让人眼花缭乱。透过一大批在互联网思维下诞生的企业,我们发现,企业和大众、商业行为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和渠道,而是企业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企业的社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所构建的商业秩序可能存在于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存在于价值链之间,也可能存在于社会价值网络中。企业围绕它的生态系统在做生意,但在很多时候,它所做的又仿佛不是一桩生意。在这种新型商业模式中,社会责任演变为社会化责任,传统社会责任的形式和含义被无限拓展,成为商业模式本身的构成要件。在这个时候,企业维持和呵护与社会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成为商业行为本身。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也面临同样的机遇和挑战,传统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要求距离社会、大众如此临近,如此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因为,如果不这样去做,将会失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