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等跨国公司并不担忧成本上升的压力,相反从中国转型发展模式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决心中“嗅”出了新的投资机会。
卡特彼勒(中国)董事长唐博涛(Tom Bluth)通过很多方式来看两会,包括读英文报纸、看CCTV-9,当然还有上网,这基本让他对会议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
“我们在中国已经30年了,差不多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进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可以看到印有CAT的挖土机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唐博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两会给我的感觉是乐观而积极的,政府变得越来越有效率,许多话题可以直截了当地交流。特别是这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关注民生问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此次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向海内外全程报道。当两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风向标的时候,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跟中国发展有关联的企业和个人,也在密切注视着它的大小动静。
首要关注点:可持续发展
记者采访时发现,许多跨国公司和外国商会的负责人在期望下一届政府的工作时,都不约而同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内容。
“我想中国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对环境问题必须给予很大的关注。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但是也会带来成本,那么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就应该综合地进行考虑。”唐博涛说。
在他看来,可持续发展对于商业和环境来说都是有益的。
去年8月,美国总统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高级顾问詹姆斯·康诺顿访问了山西晋城市寺河煤矿。寺河煤矿是全球最大的甲烷气发电站,它将采用60台卡特彼勒甲烷气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后可发电120兆瓦。紧随此项目的巨大成功,卡特彼勒又为山西省晋城市的成庄和煤矸石煤矿提供额外31台甲烷气发电机组,可以提供54兆瓦的电量。唐博涛认为,晋城的甲烷气发电厂在以环保的方式进行能源开发利用方面,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唐博涛注意到,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关键一年,务必增强紧迫感,加大攻坚力度,力求取得更大成效。他表示,要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和示范工程;大力发展节能服务产业和环保产业;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在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沙利文(Michael O’Sullivan)看来,欧盟企业应该从这一点中找到更多商机。他告诉记者,欧盟商会希望下一届政府能够更加重视环境保护,这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环境技术和管理是欧盟企业的优势,去年11月的中欧工商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已经把此作为未来合作的一个重点,这会给双方带来双赢的局面。
“欧盟企业来到中国是长期的,长期服务于本地市场,并非为了赚取短期利益,所以空气质量、水污染情况、土壤情况等对它们来说相当重要。况且我们在这里和中国人呼吸一样的空气,吃一样的食物,在主要的城市,环境可以影响优秀外国员工在此地工作的意愿,这都会影响今后的合作。”沙利文说。
不过分夸张成本上升因素
2007年中国全年吸收外资747亿美元,连续15年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首。但许多专家指出,中国吸引欧美先进国家的外资却在持续减少,因为中国的制造成本正在不断上升。欧盟最近表示,欧盟企业在2006年对华投资37亿欧元,比2005年的59亿欧元有所减少,而2007年对华投资进一步减少。
沙利文告诉记者,对于管理者来说,成本是很重要的,对于市场的变化当然应该有最快的反应,但是我们不能把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过分地夸张。我想大部分的欧盟企业并不是要在中国利用低廉的成本来赚取短期利益,长期服务于本地市场,这是欧盟企业的模式,可能和许多在华的亚洲企业不同。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也谈到,美国企业目前面临中国通胀压力增大的问题,美国商会的会员的确受到了CPI高涨的影响,但目前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企业认为这里依然是积极乐观的市场。
“他们并不是担心,而是去评估,他们会考虑是不是他们的能源消耗太大了,是否应该使用更加高效的能源。”吉莫曼说,“商人会对成本增加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也许会裁员,也许会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这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而是全球的问题。说到转移,比如说转到中国周边国家,那么美国去泰国的旅行还很昂贵,而越南和缅甸难道下个月就不会涨价吗?”
与中国产业升级同步
事实上,在成本压力增大成为现实之时,跨国企业也在寻求新的突破。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要坚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全面启动和组织实施大型飞机、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等国家重大专项。”
吉莫曼把中国产业升级看成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一轮机遇。
他给记者举了大飞机的例子。中国从引进波音和空客的飞机到现在提出自己造大飞机,每一步都对中国航空业产生重要影响,其实对美国航空业也是如此。未来美国的航空业可以向中国提供大飞机技术等,这就是产业升级上的同步合作。“其他比如软件业、医疗设备,苹果的iPod、北京的新CCTV大楼、世贸天阶等,这些都是中国和外国企业高科技合作的产物。”吉莫曼说。
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国内生活水平提高,欧美对华投资已慢慢从生产企业转向金融、服务等行业,比如著名的跨国公司IBM就已在中国完成转身。IBM(中国)首席代表佘端志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中国政府强调转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IBM同样在强调服务。”
据他介绍,现在IBM中20%是制造业、70%是服务业的内容,服务业的内容主要提供软件和服务。现在IBM要打造成世界一流的IT服务商,那么它同时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完成这样的转型。IBM有个总部在中国的全球供应链,有个总部在印度的全球IT服务供应系统,而其全球财务后端办公室则设在巴西。IBM为此设立了新的管理系统来协调这些部门的运作。
佘端志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会把采购中心总部放在中国的深圳,这是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另外中国还有4个全球服务交互中心,在中国为全球服务外包提供包括人力资源、财务整合等服务内容,那么这也适应我们在中国的转型,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
唐博涛这两天正期待着新一届政府的亮相。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就像中国的新一届政府一样会出现更多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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