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解放了大批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乡收入巨大落差的吸引下，这些劳动力持续地流向城市并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群体。根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平均年龄为28.6岁，以青年民工为主体。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青年农民工总数为8300万人。青年农民工穿梭于城乡二元经济之间，不断地把城市新的知识、技能、理念带回农村，改造着落后的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作为青年人的一部分，他们富于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是城市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青年农民工处于社会运动的交叉点，就如处于地壳板块碰撞地带，他们注定要凤凰涅槃，实现经济社会身份的转变，比如由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打工者转变为城市正规部门的职工，由打工者转变为工商企业经营者。许多进城打工的青年民工在城市打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经验之后，毅然放弃了城市正规部门待遇优厚的工作以及在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价值不菲的城市户口，选择了回乡创业。“民工潮”之后的“创业潮”成为民工集中输出地区一道亮丽风景线，然而创业之路并非坦荡大道，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青年民工的创业困境

自有资金不足

在刘易斯对城乡二元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托达罗把一国经济划分为三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城市现代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以及向城市的转移，但是这些劳动力很少直接进入城市现代部门，而是大量涌入城市传统部门，即劳动密集、使用简单技术的小规模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小私有制、资本有限、就业者文化水平有限、劳动生产率低、福利极差。农民工缺乏完备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工资收入虽然高于农村务农所得，但总体水平偏低。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500元到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据此推算，2005年农民工年均工资在6000元到10000元之间，这个数字不仅低于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平均工资水平，也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参见下表)。这表明，青年民工要想完成创业所需启动资金的积累，他们必须要在较长时间内压缩基本生活支出，其中的牺牲非常辛酸。

融资渠道狭窄

青年民工创业不仅缺乏启动资金，而农村金融体系的残缺也使得民工创业者无法像城市创业者那样便捷地完成创业融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是以政策为导向的国有农业信贷机构，仅承担粮、棉、油收储贷款业务，不与居民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这意味着创业者无法从中融到资金。邮政储蓄以前只充当“只存不贷”的抽水机功能，源源不断地把资金从农村输送到城市，新组建的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创业者暂时也无法从中融到资金。由此，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当前农村地区最重要的面向居民服务的正规金融机构，但近年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因不良贷款和巨额亏损而陷入经营困境，它对创业项目的支持也相当有限。此外，像城市创业者可以运用的融资手段，比如风险投资、基金担保贷款、保单质押贷款、信用卡透支等等，农村创业者也难以运用。对于青年民工创业者而言，他们所能运用的融资手段仅包括向亲朋好友筹借或者依赖于农村地下金融市场，比如私人钱庄、合会等等，与正规金融市场相比，其融资成本相当高。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地下金融市场借贷年利率在30%以上，这高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数倍，如果考虑到创业投资的巨大风险，其利率就会更高。

素质有待提升

青年民工虽然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在城市打工生涯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能，但他们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创业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提供的调查数据，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青年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之所以相对较低，这与他们获取知识与技能的途径有关。一般而言，青年民工通过以下三种手段获取各种知识与技能，即经验、短期培训和正规教育。经验即青年民工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知识，这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往往收效缓慢、代价较高；短期培训主要指社会职业培训机构提供的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各级政府也推出了许多免费或低费用的创业培训项目，但这些项目往往是针对下岗职工与大学生的，青年民工则很难获得这样的培训机会；正规教育是青年民工在打工前接受的学校教育，其从根本上奠定他们学习、接受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影响较为深远，但大部分青年民工只是勉强读完初中。

技术力量薄弱

从技术层面来看，青年民工创办的小型工商企业技术水平比较薄弱，他们选择的行业多为技术要求较低的传统行业，比如商品零售、农产品初级加工、水产养殖等等，这些行业与城市创业者选择的行业迥然不同，比如艺术设计、生活服务、咨询分析等等。技术薄弱使得创业者无法充分有效地化解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也增加了创业风险与经营风险。比如一些青年民工创业者返乡创业时继续选择了经营农业，而农业易受自然灾害的干扰，比如洪涝、干旱、霜冻、酷暑、疫病等等，但由于技术水平较低，他们无法应对自然的挑战。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密切相关，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产品就会缺乏市场。此外，技术水平与成本密切相关，技术水平越低生产成本就越高，预期收益不高而成本高昂，这无疑增加了创业风险与经营风险。

投资环境恶劣

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表明，人们会以“以足投票”的方式来选择居住地，当他们发现居住地符合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时，他们便会在这一区域居住下来生活和工作。同样地，资本以及创业投资也会进行“以足投票”，追求“地利人和”的居留地。所谓的“地利”，不仅指自然地理条件，更包括政府创造的投资的“硬环境”，比如完备的基础设施；“人和”则主要指投资的“软环境”，比如高效率、无缝隙的公共服务。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尽管地方基层政府愿意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地资本以及进城务工民工回乡进行创业投资，但是地方政府受制于财力而难为无米之炊。近来年，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入，比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个高于”的基本原则，其中之一便是“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高于上年”，但是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只能收得“撒胡椒面”的效果。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一方面增加了创业者的投资成本，比如创业投资者需要自己完成一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投资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创业者生产经营过程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比如交通设施不完善增加了原料运入与产品外运的成本，前者属于生产成本，后者则属于交易成本。

农村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城市政府也有较大差距。虽然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招商引资，注重吸引外出务工民工返乡创业，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税务、工商行政管理、土地管理等职能部门，不仅不能为回乡创业民工提供及时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反而把公共管理服务作为自己敛财牟利的手段，比如诱使创业民工请客送礼，甚至强制地参与利润分配，这些都降低了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

积极支持青年民工创业

改善农民工待遇，加快创业资金积累。农民工在城市从事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残缺不全，并为讨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份多年未涨的微薄薪金而身心俱疲。无论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比如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加快民工创业资金积累等等，还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计算，基于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考虑，我们都需要积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让他们获得与贡献、绩效相一致的工资报酬。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积极支持创业融资。伴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经营网点在农村地区的收缩，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成为面向居民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这需要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困境，这需要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基础上，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还需要对尚处起步阶段的邮政储蓄银行贷款业务加以引导和规范，在积极支持农村各类融资的同时强化风险管理，避免不良贷款的累积。此外，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小额信贷、互助基金等等也是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青年民工创业融资渠道的可行选择。

在支持青年民工创业融资方面，公共财政应当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可以为创业项目贷款提供财政贴息，也可以将创业项目纳入扶贫开发项目。我国政府在贫困地区推动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其还款率一直不高，其中的原因包括：（1）财政扶贫资金与信贷扶贫资金的分配与使用是在灰色状态下操作的；（2）小贷信贷支持的项目盈利能力较弱，缺乏稳定的现金流来偿还贷款。如果能将一些能够扩大就业、盈利前景明朗的创业项目纳入扶贫开发支持的范围，其资金使用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重视基础教育，重视对民工的技能与创业培训。青年民工在打工前接受的中小学教育，这些教育从根本上奠定他们学习、接受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重视与发展基础教育是提升民工创业群体素质的基础。此外，政府应当重视针对民工的技能与创业培训，政府既可以直接推出培训计划，也可以通过扶助民间职业培训机构对技能与创新培训给予间接支持。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创业提供技术支持。舒尔茨曾经把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技术停滞，其实技术停滞不仅仅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也是二元经济格局下整个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青年民工创办的工商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缺乏市场竞争力，地方政府应在企业技术与研发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健全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为企业研发提供财政补贴等等。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投资的软、硬环境建设，为创业及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需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局面；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政府需要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加强法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为创业投资提供技术指导、融资支持、税费优惠等公共服务。(杨宜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人事科学发展研究院 杨欣波/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