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预算危机给全球带来不可预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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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国会山庄
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并没有解决2014新财年的政府预算分歧，美国政府非核心部门不得不在10月1日（也就是2014财年首日）正式宣告“停摆”,而美国政府的预算僵局也势必给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表面上看，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重蹈17年前停摆的原因，在于两党对奥巴马的新医改法案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根本而言，还是美国政府预算危机或者说是即将于10月17日“债务上限”的预演。
不过，看似剑拔弩张的驴象之争，更像是一场“政治游戏”，而对全球债权人而言，则很有可能再次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并有可能触发全球市场新一轮动荡。美国债务上限实质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量的最高限额，也是美国国会所设立的法定限制。美国从法律上确定美国债务上限始于1917年，此后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确立国债的限额发行制度。然而，美国债务上限一直以来都形同虚设，并随着国家的扩张，法定的发债上限不断被提高。
自1960年以来，债务上限已经上调79次，几乎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2001年以来，美国也已经10次上调了债务上限。进入本世纪，这一频率又不断被刷新。2001年以来，债务上限已上调11次，其中小布什期间，债务上限被抬高了7次，总共增加5.37万亿美元。在奥巴马仅为一届的任期内，债务上限被提高了4次，总共增加5.08万亿美元制造了史上最高的国债年增幅。
本质而言，美国债务依赖型体制不可能得以根本性改变。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逐步演变为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政府赤字财政、国民超前消费、银行金融支持就是这种体制的全部内容。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债券发行量占世界比重的32%。2003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外债率分别为62.3%、70.4%、75.0%、83.6%、95.4%、95.2%和95.9%。最近十年来，美国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债务再融资规模平均超过4万亿美元，美国债务总规模由5.3万亿增长至目前的16.7万亿美元，翻了三倍多，已经与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相当，巨额债务问题成为美国经济难以摆脱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前，债务上限问题依旧“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债务上限“提”与“不提”都会带来风险：如果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上限无法及时得到提升，届时政府将耗尽所有资金，无法支付包括外债利息和医疗保健开支在内的各种账单，这也就意味着不提高债务上限就是美国政府技术违约；然而，如果美国继续提高债务上限则意味着美国对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储备的真实违约，因为疯狂增长的巨额美国国债，意味着美国在不断挑战全球的信用底线和债权人的忍耐底线。
从这个角度看，是巨额债务绑架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财政受限的情况下，政府把“球”踢给央行，美联储已经走上了模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界的道路，货币政策完全失去了独立性。长期以来，滥发钞票和发行庞大的国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
事实上，美联储在9月联储政策会议上按兵不动，选择延续宽松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冲击。由于联邦政府每月要支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军事开支等项目在内的众多款项，美国财政很可能将于10月中旬再次触及债务上限。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需要在未来十年支付5万亿美元的利息,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预计2013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利息将超过医疗补助计划支出,相当于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的国防开支总和。由此，帮助财政部继续进行债务融资成为美联储十分紧迫的任务。
从目前预算僵局来看，两党分歧严重难以真正弥合，共和党还将利用接下来的债务上限谈判与民主党在开支削减上进行进一步的讨价还价，而奥巴马也不会在代表其功绩的“新医改法案”等问题上有所妥协，美国两党债务上限谈判的激烈程度可能比2011年那次更为严重。
美国政府预算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变得常态化和频繁化，并搅动全球经济。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将可能围绕美国债务上限和政治僵局而陷入新一轮动荡；而另一方面，美国预算危机也可能导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滞后。由于美国的负债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但债权国的主权财富风险却随着美国债务风险长期化、债务货币化而同步上升。
特别是对于手中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和美元债权的国家而言，透支美元信用以及不断攀升的债务规模意味着债权国利益的大幅受损。中国3.5万亿外储资产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威胁，美国国债和美元已经失去了长期的稳定性，美国债务水平越高，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越大。因此，尽快降低美元储备资产，实现外汇储备的战略配置迫在眉睫。（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