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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改委、工信部正牵头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正式拉开。
一、“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顽疾
金融危机开启了“大调整”的序幕。世界经济结构将被迫做出调整,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去杠杆化”正在改变全球的需求结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
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受阻,这也激化了外需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
“产能过剩”并非此次危机独有。对于中国而言,“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顽疾。历史上,我国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一是1996~1999年,出现产品积压,工业企业开工严重不足。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处于闲置状态。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二是2005年至今,新一轮产能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5年底有11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潜藏着产能过剩问题。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二、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比以往更加严重
产能利用率是考察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验,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闲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时,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这要远远低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2%-74%的平均水平。
三、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须新的顶层设计
笔者认为,除了以往常谈到的,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方式外,还应该从源头上入手进行顶层设计,按照“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体改推动”的原则,建立产能过剩的长效解决机制。
首先,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启动内需。“产能过剩”背后是“生产过剩”,根本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因此,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刺激国内消费等调整生产能力和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扭转最终消费率低的现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调整投资结构,引导投资向为扩大居民消费方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加快产业资本“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最后,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公司化”趋势。所谓“公司化”,指的是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角色的趋势,且各级政府与所辖企业形成的类似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共同体。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生过剩,也导致了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这是导致产能扩张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抑制中国式产能过剩必将减少政府对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不能让“看不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