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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发达国家债台高筑仍将是未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隐患。资产负债表的艰难修复、中长期增长放缓以及主权债务危机解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都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走向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然而,所谓“水落才能石出”,新兴经济体经济、债务、金融三大风险仍需我们高度警惕。
相关主权债务研究表明,从1824年到2004年,世界各国共出现过257次主权债务危机或违约,但是以往主权债务危机的发源地大部均为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经济体,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严重的三次债务危机,而我们当下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策源地则更多是西方发达国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进而控制去杠杆化的速度,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政府部门。根据IMF的数据,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至2010年,全球经济体财政赤字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平均上升了15个百分点,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几乎等于此前5年年均债务增加量的3倍,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进而使使各国政府债券占比上升至35%左右。截止目前,全球主权债务达到了7.6万亿美元。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同步放缓,由此使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开始逐步暴露。
债务风险首先是来自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各异,但几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同步放缓。从增长态势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从高位“逐季回落”,三年多来首次季度增长“破8”的一年。此外,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到三季度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而根据巴西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9%,环比仅增0.6%,创下近年来的最低点;印度第三季度GDP增速从第二季度的5.5%下滑至5.3%;俄罗斯三季度GDP同比增幅仅为2.9%,远低于上二季度的4%。
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对新兴经济体既有发展模式的冲击。总体看,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在“ 后发效益” 的基础上,以丰裕资源或要素作为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以出口驱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为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带来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蕴藏了两大结构性风险: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依赖趋势的加重。当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通过出口收缩和信贷紧缩打击了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同时,也使一些国家 “高出口、高投资、高举债”的对外依附型增长模式受到重大冲击。
根据汇丰的调查,由于发达国家需求疲软令制造业产出下滑,被调查的18个新兴经济体中有11个新订单减少,整体采购活动在近四年来也首次下降,这直接导致贸易收支状况出现恶化。从经常账户和财政余额占GDP比重这两项指标来看,目前“金砖国家”中有三个国家(印度、南非、巴西)处于“双赤字”情况,其中印度的情况尤为严峻,2011年印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达8%,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达到2.5%,而如果衡量债务占GDP比重指标的话,巴西和印度两国为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债务比例最高的。IMF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印度政府债务总额占GDP之比已达68.1%,巴西为66.2%,均已远超新兴经济体37.6%的平均水平。由于财政赤字高启,经济增长乏力,标普先后将南非和印度的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至“负面”,并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调至BBB-级。此外,越南、菲律宾、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等新兴市场国家也饱受“双赤字”困扰。因此,不排除个别新兴国家由于外部冲击触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金融风险方面,新兴经济体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也开始逐步暴露。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直接融资市场的有限体量,新兴经济体多数存在经济“过度银行化”特征,特别是储蓄率较高的亚洲,表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信贷占GDP比率较高等。目前来看,新兴经济体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上升。9月27日,穆迪宣布下调阿根廷30家银行信用评级;8月,穆迪下调了越南最大私营银行亚洲商业银行的评级,而越南银行业的总坏账率已经从2008年的3%大幅攀升至10%;二季度,印度央行对100家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银行坏账已经对印度金融系统构成了最大风险,新兴经济体尾部金融风险仍不容小视。
需要高度重视的是,经济、债务和金融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短期内亟须管控可能产生的风险,而长期看,加快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