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是提升贸易“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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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是提升贸易“含金量”
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全球贸易增长引擎也向东转移。据美联社报道，中国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抢走美国维持一个世纪的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头衔。然而规模增长的背后，中国获得的贸易利益是否也随着增长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
一、 中国贸易呈指数级增长并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爆发式增长。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发展尤为迅速，2010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5778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61倍，年均增长17.2%。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并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和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为70个。然而仅仅五年时间，中国便超过美国成为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是124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为76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2年，各国与中国贸易额平均占GDP的3%，与美国的贸易额占8.7%，但是中国到了2008年就超越美国。去年各国与中国贸易额平均占GDP的12.4%，比美国过去30年来都高。尽管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进口国，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
图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呈指数级增长
二、 增长繁荣的背后却是贸易利益分配的巨大不平衡
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根据海关数据统计，1978年中国尚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1815亿美元，并一度创下占GDP比重将近10%的峰值。由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分工结构，这大大高估了中国的贸易份额，夸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
（1） 中国贸易份额和贸易顺差明显“被高估”
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拉动，尤其在出口商品与顺差中，外资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1年跨国公司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的比重为18.3%，2002年提高到46.5%（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55.3%），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当年法国的这一比重为15.7%，美国为14.9%，日本为9.5%，印度仅为3.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规模与贸易顺差是被跨国公司的进出口所放大，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进出口与顺差，中国的实际进出口与贸易顺差将足足减少一半以上。以2008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4285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达790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3%。
（2）高额顺差背后是资本与劳动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
中国目前的资本/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世界银行基于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中国工业企业2005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5%，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19%，外资企业为22%，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相应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主要由利率管制、资本管制、信贷控制、汇率水平所影响）、土地价格、能源与环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对扭曲是中国国际顺差扩张的根本原因。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资本收益率都会出现变化，这使得中国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
三、 作为全球最大需求方几乎没有“定价权”
就需求衡量，中国多种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入世十年来，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量的逐年上升，众多品种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根据长城咨询对大宗商品中25种品种的调查，其中有19种品种消费量全球第一，中国大宗商品总消费量约占全球总消费量的18.7%。其中，中国消费量占全球比重超过40%的有8个，包括铁矿石68%、稀土67%、煤炭48%、精炼铜41%、原铝41%、棉花40%等，作为全球主要矿产资源的最大需求方之一，中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贸易资源商品的“定价权”。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贸易条件也趋于恶化。
中国未来必须通过要素价格的逐步市场化定价，使劳动力成本与资源、环境成本真实反应到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从而使企业盈余向劳动等要素转移，扭转中国“低要素、低成本、高回报”的全球价值洼地的不平衡格局。
四、中国要做有含金量的全球贸易“龙头”
未来十年，中国贸易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可能渐行渐远，中国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增长考验。
（1） 国际市场空间有限，未来各国博弈焦点转移至红利分配上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全球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时期。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最稀缺的资源是国际市场空间。国与国之间的博弈由红利的增长转向红利的争夺与红利的分配上。在全球经济逐渐恢复过程中，美国、欧盟以及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外部市场资源，贸易战动荡升级在所难免。
近期，欧盟与日本准备开启双边贸易谈判，而美欧之间自贸谈判也再度被提上日程，此外，美国重返亚太，试图推动美国主导的TPP框架建立，而中国也积极参与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一面是贸易保护大行其道，一面又是纷纷缔结“盟下之约”，这背后其实是金融危机以后各国试图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新博弈。
（2） 资源刚性需求继续增长，全球资源争夺战不可避免
另一个趋势是，全球资源刚性需求将持续增长、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经济性短缺、区域性短缺、地缘政治导致的供给中断或短缺以及需求型短缺将会不同程度的存在，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是10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人口近50亿，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产生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的升级换代需求，因此，新一轮消费势必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在全球多哈谈判无望的情况下，地区性贸易协定却紧锣密鼓展开，这也会给中国资源能源贸易带来非常的障碍和挑战。
（3） 低成本红利不再，中国面临“前堵后追”双重夹击
一直以来，低成本要素红利是中国外贸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中国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
然而，随着中国要素价值的重估，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当考虑紧航运成本及诸如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
对中国来说，未来很可能面临“前堵后追”的局面。所谓“前堵后追”就是前有美国等国家“再工业化”围堵，“后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竞争”，也就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挤压。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已经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因此，能否重构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决定未来中国贸易增长的关键。中国唯有通过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突破，着手建立产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才能真正提高贸易增长的质量，也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成为有含金量的全球贸易“龙头”。（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