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超美”：这顶高帽中国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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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展望2060：远期增长的全球视野》的报告称，如果根据2005年购买力平价为基准，预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12年超过欧元区，并将于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到2060年，中国GDP将占全球的28%。那么中国到底该如何看待“五年超美”这顶“高帽”呢？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中国正在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02-2010年，中国在世界GDP的比重持续增加，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20%，高于美国，2010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是达到惊人的5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
事实上，就在去年IMF就曾经做出过相同的预测：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2016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预测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16年从现在的11.2万亿美元上升至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美国经济总量将从现在的15.2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滑落至17.7%。
所谓购买力平价(PPP)，是指两种或多种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的价格比率，也即测算出两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购买力平价计算单位为国际元（ICU），它是以美元为基础，即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为参考基数，也就是说国际元等于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其他国家与美元购买力来比较。比如，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11年底，美国的GDP是15万亿国际元，中国GDP为11万亿国际元，几乎与美国相差无几，但如果根据实际汇率核算，中国2011年实际GDP为7.3万亿美元，显然按照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的两种算法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前者显然存在明显“高估”的倾向。
其实，捧杀的背后除了对中国超预期的增长速度和活力惊叹外，更多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近几年，与“中国崩溃论”相对的“中国赶超论”、“中国独秀论”……也不绝于耳，这些论调背后都遵循着一条主线——夸大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的崛起保持戒备；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西方转嫁矛盾的“靶子”。“捧杀”论可能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制衡中国崛起进程的长期化、常态化的工具，对此，国人怀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去鉴别和对待。
近两年，从顺差责任到汇率责任，再到碳排放责任，西方开始频频的抛出了“中国责任论”。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而将高排放量的产业或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中国承担了全球减排的大部分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反而被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所包围。
关于未来全球危机的出路，更不能用美式霸权主义，控制了汇率的决定权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权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用逼迫人民币升值、碳关税、贸易壁垒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让中国为个别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监管治理的缺失等自身种下的祸根“埋单”。
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国际形象？如何选择对世界的责任方式？必须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认识。从整个全球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全球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的结论，一时经济总量的变化，改变不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状。中国的大国责任与角色定位，应该建立在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之上，中国经济社会中仍有诸多失衡的因素，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十分之一、资源匮乏、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社会发展仍处于现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业有待发展和完善、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等等都决定了中国还将经历着巨大的成长考验。
从全球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尽管我们已经在调结构方面开始起步，要着力扩大内需市场，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和争取新兴产业市场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可能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镇痛。
正如一位战略学者所言，当你被需要时你就是“强者”，当别人需要你时会把你包装成强者。应该讲，中国的“富裕”只是与历史纵向相比的结果，中国的强大仍然局限于局部。实力渐强的中国需要更多地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但是，履行义务不能超出中国的合理承受范围，更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成长中的中国，规模和总量越大我们面临的内外矛盾越多，治理起来更复杂，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国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转型期和阵痛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这比规模超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