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速是本轮经济下行的主要特征
|
|
中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这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这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的外部冲击，扭曲的经济结构会做出更大的反应。
一直以来，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都是判断全年走势最为关键的指标，面对着扑朔迷离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今年更是如此。如果按同比增速看，前三季度GDP一季度同比增长8.1%，二季度同比增长7.6%，三季度同比增长7.4%，“逐季回落”态势特征明显，然而，如果按季调后的环比增速看，却呈现出相反的“逐季走高”态势：从一季度的1.5%回升至二季度的2.0%和三季度的2.2%，显示宏观经济已经“缓中趋稳”，步入筑底回升通道。此外，在宏观刺激政策集中发力的作用下，9月份官方PMI指数结束“四连跌”、“三驾马车”恢复增长动力，M1、M2同步大幅反弹都显露出“稳增长”的积极信号。
短期增长无需多虑，但长期增长仍存忧虑。与金融危机时的经济减速比起来，本轮经济减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开始真正步入增长动力转换的年代。
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2008年的66.2%。入世十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然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总需求不断萎缩，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危机也是全球经济完成新一轮调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所指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二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三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此外，北欧、韩国等国制造业强势赶超也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从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基本要素看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期满。从未来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但是其他发达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口红利下滑带来的冲击，而中国情况却令人忧虑，从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乏力导致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拉动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 GDP的贡献率超过70%、创新生产率对 GDP的增长贡献率超过50%、R&D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2%、对外技术依存度小于30%等是国际上比较共识的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却并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美国R&D经费3682.7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达到2.68%，人均 R&D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目前R&D经费487.7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 R&D经费仅为37美元。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强大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优势，率先抢占制造业制高点，加紧从技术、标准、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门槛，使我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的难度增大，整体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着眼于长远，把经济增长重心放在推动内部整体战略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面才是关键。（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