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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落幕,从具体成果清单看,本轮会谈取得六大类67项成果,中方做出了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积极努力,但此前备受瞩目的“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议题,再次止步于口头承诺,而未见美国有实质性行动。
事实上,美国能不能真正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畅通对华技术转让,开展双方更高层面的合作,不仅是解决中美贸易平衡的关键,也是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经济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一直以来,美国占据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但实际上美国想要回归实体,实现“再工业化”,也面临着重重阻碍,比如,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链外移等等,美国如何“再工业化”?绝对不是简单的回归低端制造,而是要向新能源、高技术出口等高端回归。为此奥巴马雄心勃勃的提出“出口倍增计划”,要在2009年1.5万亿的基础上,到2015年达到3万亿的出口规模。显然,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前景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结构调整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解决中美两国存在已久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各界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方对华实行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如果这一点不改变,就难以扭转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至今仍未有实质性变化,也并未改变对华高技术输出一贯的歧视性态度。美国现行出口管制体系源于冷战时期,旨在限制军需品、两用材料和技术的出口,几乎每年美国都推出一份长长的出口管制商品名单。金融危机后,为刺激出口,美国政府一度调整了几十年的出口管制体系,2009年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出口便利化措施修改草案,调整了64个出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管制程序,但依然把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排除在外。
“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主观上是限制中国获得美国高技术,但客观上无异于作茧自缚,不但限制了美国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而且严重影响了两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成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从高技术产业发展定律看,由于高科技产品研发投入大,并且产品生命周期短。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要分摊研发成本,必须走大量出口的路线,提高产品销量,依靠规模化的海外市场获得与研发投入成正比例的利润。而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科技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560亿美元增至4630亿美元,年均增幅23.5%。同一时期自美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则由2001年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6.7%降到2011年的6.3%。
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 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维持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18.3%的市场份额,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到600 多亿美元。但由于美国限制高技术出口和技术转让,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将让美国企业“可望而不可及”。
此外,一国要想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和产品的活力,必须加快成熟技术的转让,将更多精力投放到新技术研发上,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反而严重违背了高技术全球技术扩散的本质规律,看似限制的是中国,实质限制的是美国自己。
事实上,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非常强。中国工业发展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高,在与民生相关的民用工业领域仍然是以资源投入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迫切需求,急需从工业发达国家引进相关技术。中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过程中。包括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节能减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美国在这方面的成熟技术可以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大有作为。
对于中国而言,当然希望美国能够真正放下芥蒂,开展更广泛的高技术合作,使中国广阔的市场和美国在个别关键技术优势充分结合,通过双方投资共建实验室等多种方式,逐步扩大现有合作领域,建设战略互信的贸易格局。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把战略的重点放在“苦练内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毕竟,只有“内圣”才是“外王”之道。(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