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种菜族”:乐趣还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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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威宁县，一位农民在地里施肥
药肥依赖顽症何解
城市“种菜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在需求端，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农产品生产总体上对农药、化肥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与人们的需求产生了一定落差。
需求与供给脱节
走进江西省高安市海亮明康汇蔬菜基地，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里不像菜地而像车间，而且其生产出来的蔬菜都贴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里的蔬菜，从播种那天起，就有一个‘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知道它是哪里生产的，哪一天种、哪一天收，期间用了哪些农药、化肥。我们尽量少用农药、化肥，以保障蔬菜的品质。”海亮明康汇蔬菜基地负责人赵宁说。
据了解，该基地生产的蔬菜主要销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虽然价格是普通蔬菜的三四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专家表示，2000年以前，我国蔬菜消费还处于紧平衡阶段，种植更加注重数量的增加，较少注重质量的提高。在这之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蔬菜等农产品品质越来越关注，农产品生产也在不断改进。农业部公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信息显示，一季度我国农产品质量总体合格率近97%，其中，蔬菜合格率为96.9%。安全总体有保障，但这还不够，因为要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我国农业生产仍有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药肥依赖这一顽症。
记者在一些大棚蔬菜集中种植区了解到，蔬菜大棚种植如果一直是大水大肥，长期下来大棚内土壤就会酸化板结、盐渍化，有机质含量降低，活性微生物减少，种出来的菜可能安全质量没问题，但“瓜没瓜味、果没果味”，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问题的关键还是农药化肥用得太多。现代农业，离不开农药化肥，但用得过多不仅会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影响农产品品质，而且会加重人们对农产品安全的担忧。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国家层面通过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地方上，耕地的轮作休耕已在黑龙江等地开始试点，我国重要蔬菜基地山东寿光启动了“沃土计划”，推广生物菌肥改良土壤……
尽管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农业生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是长期形成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
为何停不下来
江西省社科院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江西省化肥施用量为443万吨，比2000年增长了29%；农药施用量为10万余吨，比2000年增长了94%。全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目前，我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施用了世界35%以上的化肥。
廖小春是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毓秀山办事处港背村一位种了20多年菜的老菜农。他告诉记者，现在种菜化肥农药施用量还是很大，种一亩菜成本约1500元，其中农药化肥就占到1000元左右。
寿光市洛城街道浮桥村岳作忠老汉种了近30年蔬菜，他说，蔬菜生产高投入、高产出，都是大水大肥，时间一长难免出现土壤盐渍化和板结现象。在这样的地上种菜，为了产量，只能加量施用化肥、农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现在许多蔬菜都是大棚生产，农药化肥更是不能停。“大棚是人工营造的一个夏天，温度高、湿度大、不透风，病虫害治理难度更大。”山东一位基层植保站站长表示。
另外，农村空心化导致的人工成本上升，也是农药化肥大量施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户养殖畜禽数量减少，导致施用于农田的人粪尿和畜禽粪便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务农的人少了，为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种植效益，会过度依赖化肥农药。
湖南博野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肖晓说，现在农村种地除草都找不到人，不用除草剂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划算。“如果采用纯人工除草，一亩地一年的成本要四五千元，而如果用除草剂，200元就够了。”
那么能不能施用副作用小的化肥、农药呢？技术不是没有，产品也很丰富，但农民并不爱用。以生物农药为例，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推广，但由于其没有化学农药速效性强，总是“叫好不叫座”。
“实际上，改变大肥大药的办法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成本太高，生产者承受不起。”一位基层农业干部说，要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必须大力推广科学施肥、用药技术，提高药肥利用率，适当调整种植结构，以休耕轮作等方式提高土壤地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不信任的代价
其实，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不是问题，只要售价也高，生产者同样会有积极性。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他们表示，如果蔬菜真的少用农药、化肥，哪怕价格高一倍，他们也愿意买。包括人们不辞辛苦、千方百计在城里种菜，都说明了一点：高品质蔬菜需求旺盛。
面对这么旺盛的需求，记者不禁困惑，绝大多数生产者为什么还是抱着农药、化肥不放？调研发现，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不信任。
在江西省南昌市，不少超市都有有机蔬菜出售，却鲜有人光顾。“谁知道这是不是有机蔬菜？”正在买菜的王大妈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很多蔬菜都标了有机的字样，但价格参差不齐，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消费者的不信任不是没有理由。去年，天津市消协发布的报告显示，近七成“有机”蔬菜样品被检测出农药残留。类似的新闻还有不少。如果市场上存在假的有机农产品，那真的肯定也卖不上价钱。
位于江西省南昌县的青岚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无土栽培技术生产有机果蔬的企业。公司负责人万翠霞告诉记者，在公司发展之初，他们就遇到了消费者对“有机”不信任的问题，公司生产的优质蔬菜卖不出优价，最后只能当普通蔬菜便宜销售。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利民蓝莓园的遭遇也很类似。“我们的蓝莓不用化肥农药，亩产也就不到800斤，而其他经营户亩产能到1500多斤。这样的话，自己的价格必须要高，但价格一高又没有竞争力，很无奈。”利民蓝莓园负责人张树华说。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与市场的磨合，现在意识到我们的蓝莓好的市民越来越多，但初期真的太难了。”张树华说，这条路不好走，所以许多人知道市场有需求，也不敢轻易尝试。
业内人士认为，既然市场有巨大需求，那么国家推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就应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要确立和实施更加严格的绿色、有机农产品质量标准，净化市场，使高品质农产品能卖出高价钱，从而调动农民减少施用化肥农药的积极性。(半月谈记者郭强 张志龙 周勉)
曹双仓的“纯天然”试验
河北省河间市49岁的曹双仓有些“偏执”，他心目中的绿色天然农产品不能施加任何农药和化肥。为了追求极致，他在自然规律面前屡屡败下阵来，如今还在较着劲。
“挑战自然规律有无法想象的难度。”曹双仓说，谷物类大田作物相对容易，蔬菜瓜果非常困难。“如果不计成本，绿色天然的蔬菜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但这不是大众化产品，而是小众化奢侈品，甚至是艺术品。”
曹双仓告诉记者，找一小块土地种植应季蔬菜，不追求产量，仅限于自己吃，不用农药、化肥，是可行的。而一旦跟市场接轨，把规模搞大，就难以控制风险。
“市场需要稳定供应，农家肥肥力不够就要上化肥。大面积种植也容易出现病虫害，生物防治方法不可能包治百病，那就只能上农药，不用的结果就是减产乃至绝收。种一亩、两亩减产绝收无所谓，要是几十亩、上百亩得多大损失？”曹双仓说。
曹双仓经营的堪泰园共流转了近900亩土地，其中70亩种植蔬菜、水果，由于坚持纯天然理念，多年来没产生任何经济效益。“从一开始我就没指望它们赚钱。”
这70亩园子里，有桃、杏、李子、桑葚、葡萄，还有茄子、辣椒、西红柿。“你看这些桃树，长得一点也不壮，因为缺肥、不打药。这些蔬菜、水果都是自己吃，刚长出来，不等它有病虫害就吃了，吃不了就送人，从来不卖。”曹双仓说。
不用化肥相对容易，不用农药的话，就要想其他办法来对付各种虫害、病害。为了防虫，曹双仓在果园中埋了一层透水透气的园艺地布，阻断了一部分害虫冬季入蛰通道，同时在树干上涂一层黏虫胶，又阻断一部分害虫的上升通道。
记者看到，果园里悬挂着很多玻璃瓶，里面盛着糖醋液，蛾子最喜欢酸甜味道，飞到里面“享受”的时候就淹死了。当蛾子过多时，就释放赤眼蜂，赤眼蜂把自己的卵产到蛾子的卵里，吸收卵中营养的同时杀死蛾卵。
为了消灭残害黄瓜、西瓜的红蜘蛛，市场上有一种专门的农药，曹双仓坚决不用。今年他引进捕食螨专门吃红蜘蛛。“一棵苗的成本就是1元，900多棵就是近1000元，一般农民舍得这么投入吗？”曹双仓说。
而且，“以虫制虫”等办法有其局限性。比如前段时间蚜虫严重，曹双仓用蒜汁来防治，效果不好，桃树的叶子伸展不开，到了雨季刮风下雨，蚜虫才消失，但已经造成减产。明年，必须提前换一种方式预防。
虫害还好，最难治的是病害！“对付病害没有其他有效方法，就是按照老祖宗的经验，间作，轮作，休养。”曹双仓介绍说，比如这二三亩地，今年种西瓜，明年种大葱，后年种大蒜……十年后轮过来再种西瓜；相邻的二三亩地，今年种大葱，明年种大蒜……
以西瓜为例，老祖宗的经验是“种一年，歇九年”，否则第二年肯定减产，第三年就要绝收，因为连续种植的话病虫害就会多起来。现在有抗重茬病的生化类药物，连续种植不成问题，但土地就喘不过气了。
“我的土地利用率是最低的，种一季，养一季，不让它不停地产出。但间作、轮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病虫害问题，操作起来也很复杂，所以我的原则就是顺其自然，该放弃就放弃，允许失败。”曹双仓说。
去年，曹双仓种了5亩西瓜，开始时结了1000个西瓜，感觉不错，紧接着一种病害袭来，三四天时间，地里只剩下大大小小不成熟的西瓜，瓜秧全蔫了。他告诉记者，搞农业赚钱不容易，赔钱快着呢。70亩果蔬园每年受各种病虫害困扰，产出极不稳定。
这些年，他的堪泰园主要靠林下养鸡的收益支撑，500亩树林、3万只土鸡，每天产8000枚土鸡蛋，60个鸡蛋卖100元，同时制作咸鸡蛋等，均衡不同季节的产量。
曹双仓认为，绿色天然的农产品不是不可以追求，但那是小众化的东西，代价非常高，这个市场客观上不可能很大，可以有星星之火，但不会燎原。“从大范围来看，农业生产还是应在数量和质量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满足多数人对健康安全农产品的基本需求。”
编后：曹双仓的试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反思当下的农业生产方式，更全面地看待农药化肥的施用。
显然，滥用农药化肥已成为我国农业的一大顽疾，不仅使生产不可持续，还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必须作出调整。但同时也没必要妖魔化农药化肥，目前来看，完全的纯天然种植是过于理想的追求，小规模供应可以，大面积种植不行。所以，怎样科学合理地施用农药化肥，才是农业生产应该关注解决的问题。
当然，纯天然的追求也值得点赞，它至少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哪怕是小规模的。同时它的一些种植理念和方式也值得借鉴，比如轮作休耕、间作、防治各种病虫害的技巧等，都对减少农药化肥施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品质有启发意义。( 半月谈记者 王民)
上海崇明的“绿色”实践
上海市民王阿姨，每天盼望的除了孙女放学归来吃饭，就是家门口菜场的“崇明绿色蔬菜新鲜直送”。“崇明的绿色食品真的好吃，营养也丰富。”王阿姨说，这么多年了，买得放心。
崇明绿笋芦笋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闷热的夏季是病虫害高发季节，一旦控制不好，就会大大影响收成。“以前我们主要用农药，现在则是用政府推荐的绿色防控技术，包括振频式杀虫灯、活性诱捕器和防虫网等，农药用量大大降低。”
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农药包装回收员曾是崇明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如今，他们正面临转岗。据崇明县农委初步统计，去年全县回收的农药瓶和农药袋比前年少了约四成和三成。农药包装回收量骤减，不是回收体系出了问题，而是源头农药用量日益减少。
据了解，从2010年到2015年，崇明县共推广土配方肥4.7万吨，应用面积200多万亩次；推广有机肥33万吨，应用面积70多万亩次；每年推广绿色防控技术2万亩，农药施用量以每年10%至15%的比例不断下降……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的品质。
毕业于上海水产大学的沈竑，在崇明竖新镇仙桥村创业，建起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禾偕生态水产园。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农田，种了水稻，稻下养甲鱼、小龙虾、牛蛙、黄鳝，这种模式生产出的“虾恋米”“稻香蛙”“禾偕虾”等产品，均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每亩农田收益超过1.5万元。
“崇明有生态优势，这里的绿色产品很受消费者信任。”沈竑说。
崇明县农委主任袁刚说，崇明主要农产品已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442个、绿色农产品认证84个、有机农产品认证221个。绿色生态成了崇明农产品的金字招牌，这儿是上海市民放心的“菜篮子”。
为维护好绿色崇明的声誉，当地政府积极作为，为农民保驾护航。
崇明绿华镇农民茅阿达告诉记者，以前每年一到芒种时节农民就犯愁，因为麦多人少，该种水稻的时候，地里麦子还没收完。“水稻迟一天栽种，农民的收益就要减半成。”茅阿达说。
此外，焚烧麦茬会污染空气，寄生在小麦上的灰飞虱还会侵害后续栽种的水稻。要是打多了农药，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品质又会受到损害。
为解决这一问题，县里组织农业专家多方走访调研，最后决定回归传统，采取“绿肥政策”。调整农业结构，每年10月、11月减少小麦播种面积，用紫云英、草头等替代，次年4月中下旬将其翻压入田进行腐解，6月中旬栽种水稻。这样一来，水稻栽种时间比先小麦后水稻提前一周，需要处理的麦茬和虫害也相应减少，可谓一举三得。
绿肥虽好，但种植收益不及小麦，如何保障农民的积极性呢？长清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生昌给记者算了笔账，种植一亩小麦去掉成本净收入约370元，种植一亩绿肥虽然没有产值，但可享受政府补贴330元，扣除成本净收入约270元。
虽然每亩收入少了大约100元，但张生昌觉得划算。“绿肥腐解增强了土地肥力，长出来的稻子做饭又香又糯，卖价也高一些。”张生昌说，“虽然目前每亩田收益少了些，但大家觉得要看长远发展，只有保住土地肥力和农产品质量，才能获得长久的收益。”
农产品长得好，还要“卖得好”。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崇明绿色食品产销联合会(简称“绿联会”)建立了专门的销售网络，市区有崇明生态农产品营销网点近200家，以品牌化经营的方式确保质量，赢得信赖。
“每年年底我们都要对销售网点进行考核，检查店面环境卫生、台账记录、相关证照、产品来源证明材料等，还会检查标识用语是否准确，服务人员的仪表，送货单、配送单等是否齐全。”绿联会秘书长杨锋说，“只有管得严，才能让产品质量一直有保证，在老百姓中有口碑。”
编后：相对于曹双仓的纯天然农产品，崇明的绿色农产品无疑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仅规模够大，实现了稳定供应，而且市场反馈好，调动起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这说明，农产品在纯天然和大路货之间，还有极丰富的层次，而且这些层次的农产品正是当下市场所需要的。当然，崇明绿色农产品取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有需求。政府定标准、进行鼓励，行业协会立规矩、督促从业者自律，然后采取品牌化直销的方式，最大限度打消消费者的疑虑，从而可以以优价弥补生产者追求优质的额外付出，形成产与销的良性循环。
对全国而言，崇明的经验都具有启示意义。目前，我国虽然有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不同的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和标准，但执行不够严格，还没有达到让公众完全信任的程度。一些企业通过打造品牌和建立可追溯制度等方式，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更根本的，还是要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规范和净化市场，使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的生产者得到合理回报，调动他们不断改进供给、满足需求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市场上安全、健康、高品质的农产品才会越来越多，城里的市民才不会为了吃得放心而无奈地做“种菜族”。(半月谈记者朱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