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风波：社会信任危机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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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特别策划
对于业界而言，PX是“突然”登上石油化工舞台中心的。
这样一个生产条件相对缓和，在密闭、连续生产装置中，安全、环保完全可控，跟其同类相比毒性更低，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个产能“不过剩”的化工基础原料，近年来频陷舆论漩涡，新上项目多地受阻，令业界一度大惑不解：“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了。”
“邻避效应”：PX是好，但别建在我家门口
“一个普通的化学产品，闹到这个程度”，令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李勇武感觉“本来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
在原因分析中，首当其冲的目标被指向因无知而生的误解，因误解而生的恐惧。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指出，包括PX项目在内的一些重要项目受阻，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很多人对相关项目认识不够全面和准确，甚至产生了一些误解。因此，业界，特别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全面准确地向公众传播相关科学技术知识。
科普被摆上解决之道的第一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不了解的、神秘的东西易引发恐惧是人之常情”。但面对诸如一些地方发生的抗议PX项目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没有人认为靠科普就可以一了百了。
很多专家指出，反PX人群中，除极个别别有用心之徒外，的确有很一大部分人不了解他们“靶标”的真实情况，主要是凭对“美丽中国”的一腔热血和责任感行事。对这部分人，科普足矣。但还有相当多人反对PX，并非源自无知的恐惧，而是出于“邻避效应”，一个很形象的词——我知道PX低毒，生产过程安全、环保可控，我也知道生活离不开PX，经济发展离不开PX；但把它建在我家门口，我反对。
为什么要建在你家门口？
“邻避”行为中，当然有符合人性的自私心理在作怪。
昆明PX事件时，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受命前往作环评解释。他跟当地环保人士“除了讲PX低毒、安全、环保可控这一套，还讲这个PX项目是必须要上的，因为中缅管道进口的原油如果不在云南上，你说在哪儿上”？这个项目好是好，但爱建哪建哪，就是别在我这里，“这个思路不对”。
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牟善军从专业角度阐释了PX项目选址的原则。为什么是在厦门、大连、宁波、昆明、茂名？“实际上还是从生产、销售、安全、环保角度统筹考虑的”，一是要靠近上游的炼油企业，二是要靠近下游的PTA（对苯二甲酸）生产企业；再一个要方便运输，靠近大江、大海，或是靠近国际原油管线，使原料来得比较容易。
他举例说，在重庆涪陵建产能80万吨PTA厂，每天大约需要1200吨PX，目前距其最近的PX装置是洛阳石化，如采用公路运输，每辆槽罐车限载40吨，意味着每天至少30辆装满PX的槽罐车往返于高速公路，而“化工生产事故超过一半发生在物料的公路运输环节”；如采用水运，从PX比较集中的南京到达涪陵则需7—10天，以每船运2000—3000吨计算，“如此频繁的化学品运输对整个长江航道也是一种威胁”。
牟善军还对坊间“国外PX选址距离城市100公里以上”的传闻作了回应：“距离不是问题。”他解释，在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对PX装置的控制因素不是距离，而是看是不是进行了严格的环评和安评？
装置能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环保生产？“这才是政府监管重点。”事实上，国外的PX装置距离居民区，有的离得很近，有的离得很远——日本横滨厂跟居民区就隔一条马路，新加坡裕廊石化区距市区10公里，韩国釜山厂距市中心40公里，美国休斯敦厂则是1.2公里……
“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对公共管理能力的挑战
但把“邻避效应”完全归咎于人性自私，显然失之简单化。
曹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PX风波从深层反映了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机制与体制软肋，这“不仅带来现实的巨大经济损失，更使国家能源战略受到严重干扰，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看到的”。
他把这些环境群体性事件总结为“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之下，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反复博弈的过程。这在理念、制度和操作层面，的确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一方面，事件背后的利益诉求非常复杂，除了公众要求有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外，有时还牵扯到征地拆迁、农业损失、劳资纠纷等问题，“环保只是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
而不止一位业界资深人士更直指，有迹象表明，事件背后不排除出于独享市场目的的外企推手。
另一方面，大范围的社会信任危机更加剧了利益诉求的复杂性。曹凤中不无担心地表示，信任危机几乎涵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导致很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低，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对环境污染等越演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失去信心。“PX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公众宁愿相信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的说法，而不相信政府和有关专家‘PX不是致癌物’的科学解释。”而“解决社会信任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政府如何才能担当？
在对解决之道的探求中，李勇武提出“政府应该敢于担当”。
曹凤中也以实例为证，厦门等地的PX项目都经过了严格的环评和经济可行性评价，已经说明了项目本身环境保护的可达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最终因公众强烈抵制，多次发生断翅折羽、另择栖地的结果。“这种是非不分，公众一反对就停止建设的简单处理方式，既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例如宁波PX事件损失达64亿元），更给政府公信力雪上加霜。”
但在信任危机大背景下，“政府敢于担当”又谈何容易。
曹凤中分析，PX风波从表面上看，是公众对封闭的、不够有效透明的审批程序提出异议，本质上则是对公权力缺乏外部有力监督、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的担忧。
他提出，要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架构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治理模式。说白了，就是不能政府一家说了算，要环境参与三方共同治理，推进民主化决策进程。当务之急，可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入手。
他深入分析制度创新中三方身份、行为：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通过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政务事件公开和“抽象”的电子政府形象来降低交易费用约束和竞争约束，从而尽可能维持大局稳定；对于市场机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他们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更有“搭便车”的现象；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散沙状”公众更难以将强烈的制度需求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
如何破解这一难局？
曹凤中建议，应将以往不被体制重视的民间环保组织建设成为平衡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数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既能弥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足，又与公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引导他们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建设，鼓励他们参与规划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可吸收环境相关领域专家加入环保组织，鼓励其参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科技日报北京4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