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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减排是关键
刨除外因,控制内因是治理雾霾不可回避的事实。丁仲礼提出:“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头减排”。
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调整能源结构、产业升级、“两高企业”转移、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治理污染,这些都是“源头减排”的方式。但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计划落实起来显得尤为艰难。
“我们国家还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我们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5%到60%。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人口必然会向城镇集聚。”丁仲礼说道,城镇化过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丁仲礼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铁路7.97万公里,人均0.06米,而全球平均水平为0.17米,是中国的2.8倍;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消耗至少还要翻一番。”丁仲礼预测。
能源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2012年煤、油、燃气在中国能源消耗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与1965年相比,煤油气以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长只有5%左右。”
“源头减排在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尤其是煤炭的绿色利用。”这是丁仲礼给出的答案。
丁仲礼告诉记者,绿色利用的概念就是真正实现脱硫、脱硝、除尘,提高油品质量、汽车质量,还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治理。“技术都是现成的,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实起来。”他说,“当然我们还要解决秸秆的燃烧、厨房的烟气问题,这些技术会慢慢推向市场。源头减排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让治污设备运转起来
尽管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并不存在技术障碍,但目前污染企业的治污装置运行情况却并不乐观。
“很多时候企业装了治污装置来应付检查,却并不运行。”王跃思说。有数据显示,如现有装置全部运行,二氧化硫和粉尘能下降60%左右,二氧化氮下降35%左右。
“只要把这些治理污染的装置运转起来,大部分污染都可以降下来。”丁仲礼说。
王跃思表示,实际上中国现在治理污染不在于制定多少标准和政策,而在于执行和管理。“现在工厂偷排偷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脱硫脱硝设备的低效是业内的现实问题,很多环保的设施放在那里不用,甚至没有用过,这种现象不占少数。”王跃思坦陈。
“我们国家可能有50%的电厂配备了脱硝设备,但是我们有70%在运行吗?我们的钢厂可能有40%配备了脱硫脱硝设备,但基本上都没有在使用。”王跃思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首先要强调的,是把现有的设备开动起来,管理起来。”
王跃思一再强调,“技术是现成的,先把管理搞上去,监管是最难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脱硫脱硝除尘的设备可能需要1000万元,每年运行需要300万元,但是如果工厂违法排放,每年罚款交30万元就可以了,那谁愿意去开动设备呢?“现在的违法成本过低,只有执法严格才行。”
王跃思告诉记者,管理的问题也在影响着预警。中国现在的雾霾预警不准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用来计算的预警模型是靠外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不太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即便中国有了自己的模型,预警依然很困难,原因出在污染源清单上。现在的污染源清单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如果按照不真实的污染源清单计算,即便算得准确,也难以保证预警的准确。现在的预警尚不能告诉公众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只能预测明天可能有霾,没有给出解决方案,这样的预警只能说做到了一半。”实习生赵伊蕾 本报记者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