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霾的人:我们比公众更敏感更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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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严重雾霾，有人抱怨自己在首都“服雾”，有人埋怨有车族的尾气给这座城市“加了料”；有人忧虑邻省污染了北京的蓝天……也有人，在PM2.5几近“爆表”的时候，走出办公室，或者严查违法者，或者检修测量污染物浓度的仪器设备，或者加班加点，提供最准确的空气质量预报。为了这座城市的千万人口，他们做了追霾的人。
人物1
周一鸣、张博韬
供职单位：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自动监测室
3月5日上午，雾霾后的北京处于一片冷高压的控制下，天空蔚蓝，微风。不能再舒适的天气。丰台花园内的一栋三米见方的白色小屋，周一鸣熟练打开屋门，钻了进去。紧跟身后的是他的同伴张博韬。作为自动监测设备维护团队的成员，他们这天的任务是对自己“辖区”监测站的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维护。这是一次例行工作。
一周之后 PM2.5采集膜已漆黑
记者随两人一同进入机房，空间顿显局促。机房内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一台台监测设备的平台不时有数字滚动。周一鸣说，屋里有四台气态污染物监测仪、两台颗粒物监测仪，以及计算机、配气校准仪等设备，可以开展主要大气污染物日常监测，各项监测数据通过3G技术传回监测中心，然后向公众发布，“包括你们用手机客户端就可以看到的那些信息。”
说这些时，张博韬走到一个连接通往屋顶金属管的箱前，戴上手套，低下头开始操作。不一会儿，他取下了一个一毛钱硬币大小的薄片，薄片的一面已经漆黑，“这个薄片是采集PM2.5的锥形膜，大约一周前换的，前两天一次雾霾，锥形膜已经脏了，需要更换新的。”张博韬说。此时，周一鸣也已经更换完二氧化硫等其他污染物监测仪的滤尘膜。这两项操作目的一致——让监测结果更精准。
忙完这些后，周一鸣开始检查屋内每一台仪器的运行状态。他说，这些仪器每三天就会自动校准一次，如果临时出现异常，他们会随时过来检修。在计算机前，记者注意到10点05分、10点15分两次的监测结果都显示，这个监测点的PM2.5浓度都是40微克/立方米，国家对PM2.5日均值浓度达标的规定是小于等于75微克/立方米，“这是个好天儿，我们都喜欢。”两人笑道。
两人还爬上了三米高的屋顶，仔细检查了架在上面的PM10、PM2.5切割头（一种采样设备），忙完了这些，时间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今天算快的，因为所有设备都运行正常。”周一鸣说。
七天重霾 一个站跑三次
周一鸣和张博韬所在的维护团队共有5个组、10个人，负责分布在全市16个区县的35个监测站的仪器设备维护。周、张两人的“辖区”是丰台、房山、石景山和门头沟，一共5个站。
两人告诉记者，因为要对每一次设备检查的质量负责，他们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对5个站的检查。所以搭班出去巡查设备，他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线路：从监测中心出发，一条线是去丰台花园、丰台云岗、房山良乡；另一条线是去石景山古城和门头沟。
周一鸣说，按照常规维护水平，每一个监测站他们都至少要两周去例行维护一次。如果部分监测站出现仪器故障或者在雾霾天，他们维护的频率就需要加密，“因为空气污染重了后，切割头采集下来的污染物就会更多，它们积累起来就会影响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需要及时更换耗材。”周一鸣说，2月19日至26日的那七天空气重污染期间，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往外跑，光房山良乡监测站，他们就去了三次。“普通人都躲着雾霾，我们却得往外冲，监测站附近的市民就等着看数儿呢。”
未来三年将增加检测站数量
记者在丰台花园监测站采访时看到，该站以西约200米就是交通繁忙的四环路，其他三个方向300米以内都有居民住宅楼。公园里人来人往。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监测站都设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周一鸣说，他们知道看到不少人都在互联网上指责北京监测站的位置环境太好,测出来的空气质量“不准”，“国家对监测站点的分布有严格的规范要求，监测站不是放在马路边才测得准的。”
周一鸣向记者解释了监测站的位置选定原则，首先是周边没有大的污染源，因为市民日常生活是一个综合的环境，不可能时刻在污染源旁边生活，“我们有专门针对燃煤锅炉这些污染源的监测设备，监测浓度数值的单位是毫克每立方米，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相差1000倍。”他说，此外当然也不能完全人迹罕至，测出来的数值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没太大指导意义，“这样才能准确、客观，实事求是。”
尽管现在的工作已经很忙碌。不过两人也都认为，北京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多设立一些监测点，更全面地服务生活在周围的市民，“我们多辛苦点儿没什么。”记者从环保部门获悉，未来三年，北京将加密现有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站区域包括境内高速公路沿线等。
人物2
孙峰供职单位：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大气室
2月21日中午12时，全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各路媒体记者涌向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北京为何遭遇如此严重的污染。在大气室的分析预报平台，高级工程师孙峰被无数支话筒、录音笔“埋住了”，摄像机的照明灯明晃晃打在他的脸上，“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媒体，有些紧张。”孙峰后来对记者说，紧张背后，是愈发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得尽全力为市民提供准确的空气质量实况、预报信息。
“雾霾周”预报员加班到深夜
孙峰回忆，2月20日开始的“雾霾周”中，他们的工作十分紧张。由于环境监测的工作性质，大气室的预报员们都有自觉推迟下班时间的习惯，大多数人到晚上八九点才离开单位。孙峰记得，2月19日当晚，他10点多才“下班”，“二月上旬空气质量一直很好，2月19日白天PM2.5日均浓度是68微克/立方米，达标的。一直到当天晚上七八点钟，空气质量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临近下班时，突然走高的空气污染指数却让情况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由于涉及到污染传输的问题，北京周边的污染物突然向北京气势汹汹推进过来，给预测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虽然已经预测到下旬会发生‘污染事件’，但并没有想到会发展得如此迅速。”第二天清早上班时，孙峰和同事发现“蓝色预警”已经打不住了，“20日上午我们预测到，今后三天都会有五级以上的重度污染。”预报信息被迅速上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当天中午12时，黄色预警启动。
在环境质量正常、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大气室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之间，要进行会商。六七个预报员聚集在一起，就未来的空气污染形势来预报情况，同时与北京市气象台进行电话会商，讨论预报意见。大约在下午4点左右，经过多方严密讨论得出的预报结果就开始分别发布给电视台、报纸、网站等大众媒体与北京市的环境管理部门了。
不过伴随着预警升级为黄色、橙色，孙峰和同事们的工作也更加繁忙。“从20日到26日，我们在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加了一次‘会商’，根据最新的空气污染状况资料，进行评估和预测，对当前、未来的空气状况进行紧密跟踪。”说是每天两次“会商”，实际上对资料和数据的严密分析却往往要占用一整天的时间，这是为了在重污染的情况下，及时捕捉污染现象的变化，为决策部门和公众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直到2月27日清晨，冷空气彻底扫清了盘踞北京上空七天的雾霾。孙峰与同事们长长舒出一口气，“还是天儿蓝好。”他笑道。
“我们比公众更敏感更难受”
自1999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气象学专业起，孙峰就工作于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今年41岁的他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但当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他会给孩子戴上口罩。“我们当然很希望空气质量能够很快转好，但显然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且重污染对人们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空气污染对儿童与老人的影响要比对成年人大得多，要对他们做好防护措施。”
孙峰告诉记者，在2月下旬前，他们已经预测“空气污染事件”在27日之前无法结束。他能预料到公众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一直都很担心。毕竟持续那么长时间的重污染，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总归是有限的。我们从事这个专业，对空气污染的认知程度更深、更敏感，因此会比普通公众更难受。”因此每当雾霾真正散去，孙峰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预报员庆幸一个紧张的处理“污染事件”任务的结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众重见蓝天白云时的喜悦。
经过会商分析，孙峰和同事们会把空气质量的实况和预报发布在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官方微博“北京环境监测”上。不少市民总喜欢拿“北京环境监测”和北京市气象局的官方微博“气象北京”做对比，称后者更“卖萌”、更亲民，会发“别捉急”、“北风妹子”这样的流行词儿。孙峰说，监测中心尝试通过微博进行信息发布时间还不长，他们也在积极完善，争取和市民能有更多交流，更加亲民。“我们肯定会更多地在上面发布一些宣传环保的信息，北京的蓝天不仅靠风，也靠大家参与。”
人物3
苏亮
供职单位：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二室
找苏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记者去环境监察总队多次“扑空”。同事说，他们这些科室的工作人员不是在各区县进行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就是在受理市民的信访投诉，很难安安稳稳在总队办公室里坐着，“要采访他，最合适的机会就是你跟着他一起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建议。
滚烫循环水取样皮肤常遭腐蚀
3月1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当天，全市环保部门启动“零点行动”，严查工厂、燃煤锅炉房、施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零点，记者随监察总队一组人员赶赴昌平突击检查，终于见到了苏亮。
在北七家镇的一家供暖中心。监察队员分两路直扑锅炉房核心部位，一路监测二氧化硫浓度，一路检查锅炉房加碱脱硫的记录。在监测二氧化硫浓度的脱硫塔附近，一股热水冒着热气源源不断流下来，进入一条渠道，“这是循环水，需要往里不断加碱，然后循环到排烟处进行酸碱中和，减少污染气体二氧化硫的排放。”苏亮一边说一边蹲下身，手撕下一截PH试纸，然后伸向滚烫的循环水，浸湿后取回仔细比对，“PH值也就在5和6之间，呈酸性，说明脱硫加碱的量不够。”他说。之后的精确监测显示，这台燃煤锅炉排放二氧化硫浓度达352毫克/立方米，超标6倍。这是北京实施大气新法规之后的第一家被查处单位。
手伸过去测PH值不怕烫伤？苏亮笑着说，烫不算什么，最危险的是腐蚀。他曾经在执法检查中遇到过PH值是1的强酸性水和PH10高达10的强碱性水，溅上皮肤都有腐蚀性伤害。“工作这么多年，早习惯了。”
“黄色预警启动时，我们已经出发”
2月底重度雾霾，那些天苏亮全总队的同事都投入到执法监察行动中。
2月20日上午，各监测点的PM2.5浓度都已经达到重度污染水平。当天中午12时，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第一次宣布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启动时，我们已经出发了，当天下午去怀柔抽查燃煤锅炉排放是否达标。”苏亮说，这种检查一般“不提前打招呼，直奔现场。”
21日，预警升级至橙色，部分企业将强制停产限产。全市环保、城管等部门投入联合执法监察，苏亮他们监察总队是行动参与的主力。22日，苏亮和同事去朝阳检查，发现一个100多亩的施工工地还有挖掘机在作业，“我们马上叫停了他们的行为。”在PM2.5“爆表”的26日，他去抽查企业是否落实了减排措施，“执法车开在路上，都不知道出口在哪儿。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苏亮说。
穿这身衣服
一个脏字儿都不能出
记者问苏亮，在执法行动中有无遇到不配合的情景，他笑道“太正常了”。在一次执法检查中，他们的执法车刚驶入一家燃煤锅炉房的大院，就被拦住了。工作人员称领导不在，死活不让进。苏亮和同事出示执法证件都无济于事，“人家装文盲，根本不看你证件。”后来总算有人来了，打开监测端口就一直磨蹭，“5分钟的事儿用了20分钟，等我们开始监测时，PH值从4到6，到8，不断上升，他们在抓紧加碱应付你。”苏亮说。
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件耗时6个月的案件。执法队员在企业现场找到最大的官儿就是“烧锅炉的班长”，既不签字也不接受各种法律文件，给法人代表打电话，不是说在国外就是说出差了，最后甚至称队员“弄错电话找错人了”。直到后来警方加入配合，案件才顺利办完。后来，这家锅炉房被叫停运行。
苏亮说，在执法过程中他已经记不清被辱骂过多少次了，“还有人直接把执法文书给你扔出来。”但队员从来都是文明执法，“穿上这身儿衣服，我们就知道，一个脏字儿都不能从嘴巴里出。”
苏亮的孩子刚出生3个多月，因为工作繁忙，他很少能陪在孩子、妻子身边。他坦言比任何人都希望北京的空气质量能好起来，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健康地呼吸、自由地外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