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从需求方面施策 从供给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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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直接向部门利益开刀
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不断推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显示出本届政府下定决心“自我革命”。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报告提出，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高培勇认为，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这项改革直接向部门利益开刀，体现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体现了改革发展取向，符合时代要求。
“‘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基层政府无法统筹使用，不能把钱用在‘刀刃上’办大事，影响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高培勇认为，专项转移支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专项转移在转移支付总量中的比重过大，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高培勇认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今后还要进一步减少”是一个很好的改革目标，但要防止在执行中出现走样，就是表面上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减少了，但实际上是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得以减少的，用表面的变化掩盖了实质的固化。“比如某部门管着五项专项转移支付，现在要减少，他们合并一下，就把原来的都保留下来了。因此，减项目和减规模一定要齐抓共管。”
（本报记者 贺 勇 吴撼地）
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7.5%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研究员张小济：
以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
让广袤大地成为对外开放的热土
张小济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目前已形成了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至于哪些行业列在负面清单中，可以后续逐步减少。
从上海自贸试验区本身来讲，全国人大授权地方突破现有法律法规，试行市场准入开放，对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意义重大。但现在来看，市场准入开放又遭遇“边境后壁垒”，涉及更多相关法律法规。建议扩大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法律法规授权，提出市场准入障碍所涉及法律法规条款清单，由相关部门及时加以修订。
“中国已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张小济说，发展服务贸易业，引进更多优势服务资源，可以促进国内服务业的竞争和整合，带动国内产业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虽然不少属于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但相对传统货物贸易，环境压力小很多，也应鼓励发展。
张小济表示，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非常必要。原来，一般性境外投资项目要核准，说白了也是审批。企业对外投资先要做可行性研究。其实，可行不可行，企业自己非常清楚，再审批会浪费效率。实行备案制度后，企业“走出去”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更高。
（本报记者 王 珂）
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增加到4576亿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
增强内需的主引擎作用
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稳定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拉动作用，政府工作报告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将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4576亿元，并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有利于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补齐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
与此同时，报告提出促进信息消费。赵弘认为，这体现了我国经济政策的与时俱进。2013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2万亿元，同比增长28%。信息消费不仅成为拉动内需的新热点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也将改变传统生产模式，成为调结构的新亮点。
“信息消费将对居民工作、生活产生变革式影响。”赵弘说，目前个人信息消费领域，信息消费的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快速发展。
赵弘指出，个人信息安全、金融支付安全、网络诈骗等信息违法犯罪现象也不断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建立信息消费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市场环境。”
（本报记者 余荣华）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和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
创新扶贫开发方式
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2013年我国减贫1650万人，今年减贫目标定为1000万人以上，是否有点保守？“这个目标符合扶贫开发工作规律。” 陆汉文指出，扶贫有个规律：扶贫标准确定之后，每年减贫规模会递减。2011年中央将扶贫标准从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调到2300元，当年减贫规模高达4329万人，但2012年递减到2339万人，2013年降到1650万人。
“新目标既考虑到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目标任务的需要，也考虑到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陆汉文认为，新目标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一方面，扶贫开发将进一步加力；同时，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宏观层面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微观层面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这将强力推动减贫工作更高效率地深入推进。”
报告明确，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方式。”陆汉文认为，下一步还要花更大的力气转移培训劳动力等，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加快增收脱贫。
（本报记者 顾仲阳）
“三个1亿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人的城镇化”最关键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李铁认为，这一提法突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找准了未来工作的着力点，有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
李铁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到53.7%，但跨越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短板”。比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部分城市存在棚户区、城中村等问题，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人口大跨度流动，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李铁认为，让进城农民早日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三个1亿人”的目标细化，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力，合理设定任务指标，以早日形成“硬约束”。同时，还需做好配套政策，既要从财税、社保等方面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增强流入城市吸引人口定居的动力，也要从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给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更多支持，让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
（本报记者 陈仁泽）
淘汰钢铁产能2700万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
落后产能必须强制刹车
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
陈剑认为，报告关于节能减排的表述，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淘汰的落后产能量大，规定的指标任务高于以往。以钢铁为例，2012年全年淘汰钢铁为2015万吨，2013年只有1044万吨，而这次达到2700万吨。二是措施给力。包括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严控新上增量等等。
“淘汰落后产能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市场淘汰落后产能的能力较弱。淘汰落后产能必须理顺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使环境、资源等外部性成本能够进入企业的成本函数，使落后产能无利可图。”陈剑认为，之前相关政策在一些地方未见成效，一是市场有需求，在利益驱动下，顶风继续生产在所难免，二是相关部门整顿乏力，措施不够坚决。
“不能上面年年出禁令，下面年年能开工。”陈剑认为，淘汰落后产能，一是需要重新进行产业布局。通过重组提升企业的装备、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区域的布局调整和升级改造。二是进行节能减排专项治理。督促每个企业环境治理设施一定要上到位，实现在线监控。同时也应当对各级地方政府实行问责制，对执行不力者严厉问责。
（本报记者 吴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