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震惊千里。中国人民正以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展开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施救与自救，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展开殊死争夺。我们在坚持“救人第一”的原则，最大程度挽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同时，更要从容地观察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内外环境、冷静判断中国经济形势。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致力于保持

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不让地震灾情阻碍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众所周知，特大自然灾害在造成直接损失的同时，往往还会发生一些次生灾害。以地震为例，除直接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外，还可能产生由于地震产生的连带灾害造成损失。如水坝垮塌、火灾、有毒物质泄漏、灾后瘟疫、海啸、社会动乱等等。这类次生灾害最典型的例子莫如1923年9月1日在日本发生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15万人死亡。除地震直接造成的人员死亡外，由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也极为惨烈，当时正是中午做饭时间，火炉翻倒引燃木屋，加上消防设施被震坏，逃难人群堵塞交通，使本来不大的火势无法控制。在东京下町区(现在的墨田区)，约4万人逃到被服厂广场避难。但因地处下风，起风后整个避难广场一片火海，3.8万人被烧死于此地。

从汶川震后的当前救助情况看，在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在争分夺秒地抢救灾民的生命，抗震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可能预见的次生灾害将能得到控制。即便如此，鉴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我们还是需要从全局着眼，将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更难一些，防止自然灾害这种偶然因素向经济领域扩大蔓延。

目前看，由于这次大地震震中在中国较为偏远的西南部，对中国经济的直观影响有限，直接经济损失当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如果考虑到今年整体经济运行的内外部因素都面临诸多变数，所以要特别警惕偶发性事件对经济产生的蝴蝶效应。防止这种放大的效应对经济运行产生过大影响。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并非是指单一的增长速度或某一类经济难题，而是种种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能会使经济决策的指向性发生错位和偏差。由此更要关注经济领域的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稳定证券市场。这是最容易受偶然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的环节。经过去年10月份以后的大幅调整后，中国的证券市场基本实现了价值回归，在牛熊之争的关口，市场上人的心理因素无疑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有关方面在地震当日宣布66家上市公司停牌是明智之举，如果后市能有进一步的救市政策跟进，将会对市场人气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而证券市场的稳定将会对整个经济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毕竟股市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对实体经济有强大的心里暗示作用。

二是重新考量货币紧缩政策。货币紧缩政策已经延续一年有余，对于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单一货币政策的局限在于它的一刀切效果。保持企业的活力应该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在控制货币流通总量的同时，在税收、财政政策等方面考虑给企业适当的放松空间，企业有活力，整个经济才有活力。今年以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信贷从紧，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下降等等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已经对企业的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应该考虑对企业采取减压措施，特别不能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简单地否定。

三是通盘考虑通胀压力。从年初的雪灾到现在，通货膨胀压力有增无减，而现在又加上了地震因素。但应该看到，自然灾害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是阶段性的，而基础原料等价格上涨给通货膨胀的压力将是全面的和持续的。所以，在控制通货膨胀时，尽量将两者区别开来，不要使两种压力同时发作，这是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问题。

四是出口减顺适可而止。中国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是历经三十年形成的，不要希望这种经济结构特征在几年内改变。现在中国的纺织企业已经相当困难，这事关两千多万中国纺织工人的生计，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加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但中国经济自身的稳定发展无疑应放在首要位置考虑。

地震灾害几乎无法预期，但积极预防其灾害的蔓延则是人力能及。政府在积极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同时。更要统筹兼顾，总揽全局，抓紧时间对当下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适时调整，防止经济领域里的次生灾害发生。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使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逐渐成熟起来。（张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