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地区”，这一直是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困惑。

4月11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报告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周立群教授，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其主导的“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和中国经济发展”课题。

该课题从“区域发展的极化与扩散”以及“市场力量整合产业链条”的角度提出了破解京津冀发展困惑的新路径。

从“扩张城市规模”到“强化扩散效应”

在该课题一份名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极化与扩散》的前期报告中，选取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10个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城市，用定量方法考察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得出如下结论：

京津冀都市圈差异长期存在并呈持续扩大趋势，极化效应强于扩散效应，经济继续向京津两个发达城市极化发展。

“就是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就象一个漏洞，把资源、要素等都吸收过去了，造成其他地区的空心化。”一课题组成员解释道。

报告中则用更为明晰的语言勾勒了这个区域“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发展历程：

首先，是市场机制强化了经济发达城市吸引、集聚人力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功能，同时也加快了城市发展；

同时，区域发展战略和地方政府的加速发展的偏好(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立区域中心城市”)也在强化这种极化功能。经济发达的城市通过经济或行政等手段强化自身对生产要素的吸引集中优势，加剧了由市场机制促动的极化效应，而城市发展规模的急剧扩张也进一步弱化了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

“只有极化，没有扩散，很难带动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该课题组成员坦承，要使得该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必须“兼顾极化与扩散”。

为此，报告建议：发挥京津等发达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需要在发展取向上处理好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极化和扩散关系，统筹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

“应把放大该都市圈的扩散和带动作用，实现京津冀在资源、市场和经济政策上的协调，适当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作为“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周立群教授说。

靠市场还是靠政府？

“2003年，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695。”

在一份名为《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政策选择》的前期报告中，这样一个数据引起了专家的重视。而据一位课题组成员介绍，如果该系数达到1，则表示“两地的制造业结构完全相同”。

“这说明该区域内工业结构存在重复建设和争夺资源的现象，整个地区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体系。”周立群这样解释。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课题组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京津冀地区背靠首都，从历史来看，就一直是行政力量特别强的地区。

“珠江三角洲是借鸡下蛋，用的是外财；长三角是靠内部民间的力量来发展”。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罗润东研究员说，“相对的，环渤海地区的资源都被政府控制着，发展要靠政府。”

同时，该区域过去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国家批准投资建设的大项目来推动，这个过程实际上又强化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课题组建议“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该区域在制订区域产业政策时，应抓住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注意产业和产品的“错位”发展，通过深化专业化分工来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形成分工合理、重点突出的产业架构。

周立群透露：今年5月，该课题组还将启动一项大型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河北省石家庄、衡水、沧州三地，调查重点是北京、天津的冶金、纺织、制造、化工四大产业向河北省的转移过程。

“从目前了解到的资料来看，这三个地区是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这种产业链条的市场化延伸和转移，将是未来该区域合作发展的一个方向。”周立群表示。

而商会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课题组所关注的突破点。

“以天津为例，你要在这找一个典型的民企，可能会很难；但如果你要找一个典型的商会，则很容易。”课题组一位成员表示。

目前，天津较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商会主要有台商协会、韩国商会、温州商会和宁波商会等；而不同的产业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业商会。这些商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市场网络，为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工作。

该课题组一位专家表示：“在行政体制分割，产业同构现象严重的环渤海地区，可能会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或联合行动，形成一个区域内的资源整合与市场再造活动，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