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建议透出十一大亮点确定发展方向 -- 中国发展门户网

据了解，这次招标主要面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行业协会及国际组织等；愿意参加投标的单位按照规定，可根据自己的研究优势确定研究课题和重点，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申请书》；发改委专门组织成立了评审小组，对投标单位的申请方案和研究力量进行评审，择优确定中标单位，并于2003年11月30日前下达了项目中标通知书；后来，中标单位与发改委签订了项目协议书，规定在2004年6月前完成研究报告初稿。

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多在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机构中进行。由于缺乏民间的参与，制定出的政策与法规有时难免未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而更多地是反映了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

据悉，“十五”规划编制时，政府也曾向社会征求建议，但当时只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其性质与招标完全不同。对于这次招标，《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以《“十一五”招标：到民间“买思想”》为题作过专题报道。

公众和众多研究机构的广泛参与，不仅说明新的五年规划制定的过程拥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编制的内容会更加科学，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决策的民主性在不断增强。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曾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已经使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体制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计划经济下，规划具有指令性，实现规划目标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性质、作用、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实现规划目标，也主要依靠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行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无疑大大增强了规划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二、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

这次五年规划，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中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2002年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随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综合配套改革措施，以崭新的面貌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好评，并被海内外盛誉为“胡温新政”。

新领导集体执政的着力点，是从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出发，所谓“穷人经济学”，寻求整个社会发展的公平与和谐，树立了良好的“亲民政府”形象。

新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执政风格，“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顺应了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和民心所向，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六合相应”。

新领导集体上任的第二年即2003年，即开始着手启动制定“十一五规划”，这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也是不多见的。应该说，“十一规划”是以“胡温新政”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更为全面、集中和完善的表达和展示。

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坚持发展的主线一脉相承，以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贯穿始终。这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和谐社会是目标，科学发展是手段。“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科学地发展和谐社会是真正的硬道理”；不科学地发展难免不和谐，不和谐地发展肯定不科学；发展不等于片面的数量、速度和规模的扩大和增长，“科学发展”一方面是要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求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要追求“理性的繁荣”，“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发展。

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看，科学发展观是其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它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加依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发展。也就是说，不仅要既“多”又“快”地增长，还要既“好”又“省”地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4月10日到15日在广东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的。当时，他鼓励广东要万众一心战胜非典，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

当时的提法，是全面发展观，要求广东要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由此可见，胡锦涛同志在当时就全部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两个月之后，即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击非典总结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次日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报端上，并风行全国。一年之后，当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讲话时，科学发展观已成全党全国的共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25日和9月29日相继召开的两次会议强调，制定“十一五”规划，做好“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坚持“六个必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首次由“计划”改为“规划”

与过去十个“五年”明显不同的是，在名称上，第十一个“五年”由“计划”变成了“规划”。这几乎成为近期有关“十一五规划”报道的一个焦点。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辛鸣认为，虽一字之差，内涵却不尽相同，显示出党中央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有变化。

《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计划”和“规划”：“计划”是指工作或行动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显然，后者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远性。

以“五年”为单位进行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模式，起源于前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学习，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来总理率团的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3年起实施。

“一五”计划主要是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事无巨细，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经济增长指标，从工业总产值增长98.3%、手工业增长60.9%、大型工矿项目施工694个到具体的钢铁产量增加多少、煤炭产量增加多少等等。翻开以往的五年计划，各类指标的具体程度超出现在很多人的想像。

2003年9月18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十一五”规划，要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要抓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突出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布局、战略措施和重大政策，不宜搞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改变以往无所不包、涉及领域过宽的状况；强化指导和约束功能，增加制度创新内容；在编制程序上要建立规范化的民主制度、衔接制度、论证制度、公布制度以及备案和评估制度。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但过去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五年计划从“一五”推进到“十五”，其中的强制性和指令性逐渐消失，或者说主观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了，而客观性的成分增多了。而计划变规划，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了。

四、人本化改革

国计当为民生。早在2003年9月18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一五”规划编制准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曾表示，“十一五”规划当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中国的发展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发展应让广大人民能分享到经济进步带来的成果。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高度概括。它明确告诉人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际上，“以人为本”本身并非我们今天的创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业》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也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但在某一发展阶段，不经意中迷失了发展的终极目的。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则明确了“为谁发展”的问题。

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

经济伦理学者、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姚轩鸽就“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解释时指出，“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的特点或实际出发，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体现人性，从人出发，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尽量减少异化，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

“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重建“人与人的联盟，人与社会的联盟，人与自然的联盟，人与终极价值的联盟”。

“十一五规划”编制的出发点，已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具体体现就是，从过去单纯以增加GDP为出发点,变为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重大举措,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

五、政府回归公共职能本位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这后两项任务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当前较为薄弱的环节。

“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在社会服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履行公共职责。

目前，社会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期待包括，政府在行政管理、财税体制等方面出台相关举措，科学界定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各级政府还要进一步转换工作方式等。

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看，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已经得到强化，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

计划到规划的转变，也进一步表明政府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政府只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对立的一个部分。

当然，政府职能转向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更轻松，就如同裁判员并不比运动员“好当”一样，事实上，政府面临着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新挑战。

六、共同富裕提上日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与以往相比，更强调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体现了中国政府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决心和努力，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是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后，五年规划制定理念所作的一个重大调整和历史跨越，表明中国执政党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启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经济在保持多年的持续高速之后，目前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其他社会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成为新时期的重头戏。

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这一阶段常常会发生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

据测算，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扩大至10多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5到6倍。目前，中国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是过去20多年里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说：“市场经济只承认强者，所以必须要靠政府动用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弥补市场失灵，扶助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机制和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光建则认为，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共同富裕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追求。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保障。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中国将不懈追求公平的增长、均衡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怎样解决教育、卫生、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怎样使经济增长惠及大部分人，减少发展成本，是中国十一五规划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当前，中国已经有20多个省份取消了农业税，在“十一五”期间，“农业税”这个概念将彻底走出历史舞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3月的人大会上，宣布免除国家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教育部官员也透露，在2010年前，中国将在农村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将使农民负担每年减少约1000亿元。

新的五年规划已经从政策取向上坚持普惠制原则，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七、区域经济纳入国家五年规划

9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说，在即将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国家重点关照的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

据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分析说，国家今后考虑的区域规划重点是跨省之间的经济合作，珠三角因为局限于广东，规划应该由广东省来做。

珠三角表面上从中央规划方案上的淡出，实际上是在透露另一个信号，即珠三角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经济区域，基本可以放手自立发展，不需要所谓的政策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的波浪型梯度式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由南往北、由东到西，由四周到中部的推进格局。

在由南往北路线上，从1980年代的以广东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区，到1990年代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直到今天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的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同时包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在由东向西路线上，从东部沿海区到西部大开发，到今天具体的成渝西南经济区(西三角)。将成渝地区列入十一五规划，显然是加快西部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由外及内路线上，中部崛起继东部沿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战略之后提出。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加上行政割裂和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以及财税体制弊端，不仅国内统一大市场困难重重，而且区域市场的统一障碍也不少。因此，注重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定位，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最终形成扫除障碍，是“十一五”规划要重点突破的领域，因此将区域规划列入“十一五”规划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内容也就在情理之中。

八、自主创新被提升至新高度

目前，中国已是主要资源消耗量的世界第一大国。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从2002年至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来自中国。2004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接近50%。官方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约达7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仍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优惠政策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75%靠技术进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而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国主要行业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基本依赖进口。

当今世界，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企业的竞争，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较量，日益集中地表现在科技竞争方面，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举措。

早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的重要论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坚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今年7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强调，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

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十一五”规划专程赴豫赣鄂三省调研，考察的重点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指出，中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总体来看至今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九、从体制上寻找治本之源

如果说，上世纪1980年代初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次大的体制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两次大飞跃，那么，“十一五”期间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央把今年确定为“改革攻坚年”，而综观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内容，不难发现，扫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成为重点突破口。

4月23日，来自国务院40多个部门和全国4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改革部门(体改办)以及部分特邀单位参加了在深圳召开的200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其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实践表明，我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之所以屡屡得不到解决，其深层原因都在于体制机制未能理顺。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指出，当前改革要认真梳理复杂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难题，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个方面：如何建立健全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问题、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问题、产权多元化格局下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无形障碍的克服与有形监督的体系建设问题、地区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协调问题、混合所有制经济格局下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调控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实现自我保护的制度保障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相互衔接问题。

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性障碍，仍制约着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十一五”期间，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将从体制机制上实现新的突破。

十、创新发展模式

经过2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城乡差距、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行政腐败、效率低下等多年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2003年以来出现的投资过热问题，使中国旧的发展模式的弊端表露无遗。

“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将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整体尝试。

“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的新观念，将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得到鲜明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人为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等，将成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这些关键词所做的描述也正是新发展模式所涵盖的核心内容。

十一、走出“摸石头过河”阶段

从“一五”到“十五”50多年来，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不断摸索、不断尝试的道路，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十一五规划”可以说是在继承创新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一个相对成熟和较为完善的发展与改革理论体系下进行的更为明确的实践。

“十一五规划”固然是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延续，但这五年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极为重要。在2006年起的五年里，中国能否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将决定到2020年能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到本世纪中叶能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十一五规划”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开始走出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时代背景、民心所向的清晰的道路。

理解“十一五”规划的十一大关键词

1、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最鲜明的特点。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念和发展道路。

2、和谐社会论

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体表现为农村与城市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与经济和谐发展，政治与经济和谐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

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以民生为本。毛泽东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后来成为我们党的行动宗旨；邓小平提出了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即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以人为本提到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建立包括政绩考核机制、财税体制在内的有效的体制机制。需求结构上，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内需与外需共同拉动的转变；产业结构上，实现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向工业、服务业共同带动的转变；投入要素上，实现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能源和环境为代价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的转变。

5、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closingmaterialscycle)经济的简称。它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因此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

6、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既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也是实现的手段。就是要统筹规划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强化环境管理，健全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环境法制，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健全环境经济政策，加大环境科技的投入和能力建设力度，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以最大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最小甚至是环境零损失的发展代价而建设的社会形态。

7、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消耗低，四是环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前四条是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五条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

8、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意味着在独立自主的前提条件下开拓创新，运用知识创造财富的过程，包括原始性创新、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从而主动地拥有核心技术竞争力和合法的知识产权。

9、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10、“六个必须”

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11、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一五”到“十一五”经济重点的变迁

一五计划(1953―1957年)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二五计划(1958―1962年)

(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三五计划(1966―1970年)

(1)大力发展农业，按不同的标准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简短技术；(3)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发展。

此外，“三五”计划还要求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四五计划(1971―1975年)

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5%，五年合计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1300亿元，1975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6500亿斤，棉花6500-7000万担，钢3500-4000万吨，原煤4-4.3亿吨，发电量2000-2200亿度，铁路货运量9-10亿吨。

五五计划(1976―1985年)

目标有：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石油达到2.5亿吨，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等。

实现以上目标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每年投资700亿元，超出了实际可能，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4月，中央工作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八字方针)，并从这一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六五计划(1980―1985年)

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

七五计划(1986―1990年)

1、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开展，力争在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

八五计划(1991―1995年)

“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最大成就是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9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亿元，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八五”计划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波动最小的一个五年计划。

九五计划(1996―2000年)

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中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计划(2001―2005年)

“十五”期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有：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400元。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预期目标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增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3%、51%和36%，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4%、23%和33%。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

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周刊 200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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