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2006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签约数量激增，约是去年的5倍，中国图书在国际市场何以“突然”火了起来？

2006年10月，在号称“全球出版业奥运会”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家苏叔阳做客贝塔斯曼“蓝色沙发”现场名人秀，接受了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十多位世界重量级作家。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邀参加针对欧美主流文化的出版营销活动。身穿红色唐装的苏叔阳介绍了其著作《中国读本》，该书德文版即将在德语地区全面发行。

该书用浅显的语言，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还专门介绍中国建国后的成就，以及如何理解中国的“和谐社会”。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开始有德国人认出了苏叔阳；并有人来主动接洽，合作出版意大利版、西班牙版、马来西亚版。

“全世界都有想了解中国的愿望，需要一本书走进中国。”苏叔阳盛赞该书的中方出品人辽宁出版集团与贝塔斯曼的合作模式：前者提供内容，而后者则从翻译到包装，到海外出版及发行一揽子包办。

不只是《中国读本》，中国出版业此次法兰克福书展之行成果出乎意料地好：共输出版权总数1936项，引进版权总数1254项，合作出版142项，首次实现了输出大于引进。而在内容上，更多反映当代中国题材的书，被引入欧美主流市场。

西行的路标：人类主题

其实早在1933年，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赛珍珠就进行了版权贸易的尝试，寻找一位中国作家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籍，由她负责在美国出版。林语堂成为了不二人选，他创作了《吾国与吾民》。赛珍珠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组织了一系列书评，使得该书很快风行美国，4个月内竟再版7次，并旋即跨越了大西洋，推出了数个欧洲版。林语堂因此在美国家喻户晓，仅1940年，他就获得高达4.6万美元的版税。

海外市场作为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现代的中国出版人同样高度重视。“畅销书当然要考虑海外市场”，作为2004年中国最畅销小说《狼图腾》的策划、资深出版人安波舜告诉记者，因为“挣中国人的钱比较辛苦”——国内作者的高版税已经与国际接轨，而书价相对偏低，但打入了欧美主流国家在内的海外市场则利润丰厚。

迄今为止，该书已经销售了26个语种的版权，预计将发行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是海外版权销售的预付款已达到100万美元。

“书品决定了版权输出的规模、效益，并且是未来是否能够在海外长销的惟一指数。”安波舜认为，书要跨国界地受到广泛欢迎，最重要的必须有好的文本、人性化的写作主题和思想，要让外国人看得懂。比如《狼图腾》反映了人与自然，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类话题。

安波舜曾主动与西方媒体联络，讲《狼图腾》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从小说中的沙尘暴讲起，讲草原的退化，人与狼的关系结果《泰唔士报》《纽约时报》意大利《邮报》等欧州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世界各大出版商因此找上门来，“有了香饵，才能够把狼招来”，安波舜总结说。

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诉西方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中国版权成功输出的重要因素。苏叔阳谈自己写作《中国读本》的体会，“只要抱着真诚的心，发自内心地抒发，不要有过多的宣传意味，这就是外国读者愿意接受的。”

人性化的主题还反映在少童图书版权的输出热上。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原创少儿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与法国的菲利普比基约出版社达成了出法文版的协议，并由其代理欧盟版权。总编辑白冰表示，儿童作品都要从儿童的天性出发，贴近生活，这样最容易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界限，也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

“中国创意”受关注

辽宁出版集团参与《中国读本》版权贸易工作的郎冰介绍，他们从1998年起就开始主动与国外出版商联络，并早就看好《中国读本》的海外市场。

事实上，“中国创意”的题材已吸引了世界各国出版商的关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则与著名的美国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上海系列”，介绍上海金融业、上海城市发展规划、上海世博会等。该书完全是为西方读者量身定造，从策划开始，包括框架设计、版式等，双方都充分商讨。“有时一天要与外方通十几封邮件”，负责此项工作的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李远涛介绍。

中国出版人的主动“西行”也与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政府实际的扶助包括提供政府补贴，制定出口退税等措施。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表示，“政府的文化推广计划，比如规定向外介绍的图书都由政府承担翻译费，这给出版社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集团合作加速中国书籍走出国门

不过，和赛珍珠推广《吾国与吾民》的方式不同，如今中国图书的海外出品模式已经演变为集团化运作。

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购买了《狼图腾》的英文版权，《狼图腾》正是与企鹅出版集团合作，依靠其强大的发行通路和跨国的营销能力，才使得《狼图腾》的神话版图越来越广阔。

企鹅(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争表示，他们计划每年会选购4至6本中国作品介绍到国外。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告诉本刊，与之合作的世界知名英文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一直关注中国，双方协议5年内推出一个针对西方读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出版项目，出版30至50种书。方式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提供书目，柯林斯找美国的学者鉴定后组织翻译，目前确定的译者是长期研究中国并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的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作品包括沈从文的《边城》、张炜的《古船》、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

重庆出版集团与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合作引进了《企鹅经典》。该项目的下属执行机构，北京华章同人策划部陈乾坤明确表示，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考虑双向的，既有引进，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输出优秀的中国原创作品。

“走出去”还需要更成熟的心态和市场

虽然有不少成功的典型，但是对于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而言，“借船出海”只适用于强强联合，在短时期内中国版权贸易逆差的局面还不能够得到根本扭转。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版权代理部主任张洪波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他曾经陪同过一位来中国的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走出机场后，经济学家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惊奇，很诧异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他对中国很不了解，没有读过任何中国当代的作品，原因是没有人翻译也没有人出版。

而本届国际书展虽然成绩喜人，但其“走出去”的效果仍有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提醒到，不能一提“走出去”，就一窝蜂，满飞机都是中国的出版人，其中还有不乏把出国当做福利的情况。他认为在本届书展上，中国仍然缺乏适宜西方阅读口味的原创作品，特别是在财经类等热门领域。而一些单位没有充足准备，甚至连像样的外文书目都拿不出来。“到处参加书展、书展作秀甚至成了一些出版社追求的政绩。”张洪波说。

而为了争夺海外市场，一些出版社也不乏许多逐小利的短期行为，如在版权输出时候不顾成本，竞相压价；甚至有的出版社未经作者允许，擅自把书的海外版权卖了，自己拿钱等等。

对此，张洪波表示，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书展只是一个大的展示平台，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