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南京召开的软件创新发展与国际化峰会上，就中国软件产业是否应走“印度外包模式”，与会代表发出不同声音。以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为代表的多位发言人认为外包和创新并不冲突，学习“印度外包模式”是提升中国软件企业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好方式;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为代表的多位发言人认为“印度外包模式”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自主创新，中国应大力发展基础软件。

据悉，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规模已达到9.2亿美元，同比增长45.3%。预计到2010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70.28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0.2%。

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和转移的规模，印度利用这个契机大力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短短几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软件产业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2005年，印度拥有100万名软件人员，创造了23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其中外包业务195亿美元)，目前已经承接了美国的绝大部分发包业务，可称得上是“软件和服务外包大国”。

正方:

印度模式有作为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在发言中认为，中国软件产业只有在规模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走向成熟，而外包则是提升中国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好方式。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洛博士也指出，软件外包或者称“加工中心”是中国迈向“技术中心”和“创新中心”的基础，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

反方:

应走出中国特色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软件和服务的外包在软件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外包只赚取了产业链中低廉的加工费用———去年印度创造的234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仅为美国微软公司400多亿美元的年销售总额的1/2。微软、IBM等美国公司的高效益来自于他们拥有自主版权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Office等平台性基础软件，他们才处于软件产业链的高端。印度软件业没有自己的体系和产品且缺乏国内市场，因此在国际软件市场已被美国企业占据的情况下，只能走软件外包的道路，这是由印度的国情决定的。

倪光南认为，中国的国情与印度不同，中国拥有自己的国内市场，如制造业对嵌入式软件有很大需求，2005年软件出口(主要是外包)占软件产业总量的7.6%，而且这个比重是在逐年下降，尽管软件出口每年也都保持了高速增长。据悉，世界各国的软件发展模式被归结为:美国———全面领先模式，日、韩———整机带动模式，以色列———产品主导模式，爱尔兰———软件集散模式，印度———外包服务模式。因此倪光南建议中国软件发展不一定非要采取印度外包模式，要根据我国国情，大力发展基础软件、促进国产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的集成应用以及加大自主版权软件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而不仅仅是依赖跨国公司开出的软件和服务的外包订单。

倪光南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地方不考虑具体条件就将外包作为软件主攻目标，与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早在2002年，微软公司支持麦肯锡写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就主张中国做外包，但不要做操作系统。这些年来，跨国公司愿意投入巨额订单来推动中国外包，而不支持中国发展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是因为他们宁可中国在外包市场与印度竞争，也不愿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