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海伯尔教授曾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北京周报》编辑部工作，现从事东亚政策的教学。他认为，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做法会带来不良后果。他说：“90年代末以来出现一种趋势，一些记者和媒体有意或无意地发起了一场运动，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偏见。比如，‘中国的崛起是德国的没落’这句让我生气、制造恐惧的话。接下来是德国《明镜》周刊攻击中国的《世界大战和富裕》系列。去年8月，《明镜》周刊又发表诬蔑在德华人的《黄色间谍》一文。从德国政府推行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新亚洲政策里也能看出这种趋势。媒体的这些做法超越了政治，我认为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柏林、慕尼黑等德国城市，都发生了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反“藏独”、反德国媒体涉藏问题不实报道的游行示威。对此，海伯尔教授表示理解。他说，“在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上，所有中国人都有‘国家集体意识’。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国外，包括在国外常年工作生活或已经成为德国公民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赞同所谓‘西藏独立’。所谓‘自由西藏’口号发出的却是西方有人要搞藏独的信号，这是没有建设性的。此外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首先是民族问题。在现行自治法基础上制定新的、更广泛的法律基础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目前，德国媒体在涉华、涉藏报道中不再众口一词，而是出现了反思的声音，进而形成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大讨论。对此。德国柏林《日报》编辑汉森认为：“现在既有抵制，也有加强合作、抓住机会的呼声，此外还有对‘新冷战’、西方的双重道德标准、傲慢和自大的警告。不同的立场不仅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也反应了西方在如何同中国打交道问题上的不统一和矛盾心态。”

海伯尔教授则对德国媒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目前在德国和欧洲的讨论最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中国突然又重新被当成极权国家。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变，比如向自由化和多元化国家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中国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我一直尝试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认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主角之一，不能也不应被孤立，而应看到上述变化过程。我们应转变思想，不应总给中国以负面评价，而应考虑积极因素，以及欧洲人和德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