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外国学者对长征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出版了一系列专著。西方世界最早的长征著作，是由法国哲学家布瓦1957年出版的《长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迅速升温，大量著作开始出版，塔顿的《毛的长征历险记》、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温彻斯特的《毛的足迹》、弗里茨的《中国的长征：危险的6000英里》；1963年，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出版了《长征——中国革命进行考验的记录》，随后他又出版了《中国革命长征史》和《长征秘话》等著作。苏联学者西基梁斯卡娅和尤里耶夫分别于1962年和1986年出版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两本同名的著述。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又陆续推出了美籍华人学者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以及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等著作。
迪克·威尔逊是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曾任《中国季刊》主编，他出版了《长征：中国共产党求生存的史诗》和《毛泽东的长征》等两本著作。在《史诗》一书中，威尔逊不满足于前人以新闻纪实的方式简单记录和描述长征，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了研究，他强调长征是“生存的史诗”，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他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讲：“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4年春，读了《西行漫记》而“被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所吸引”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夏洛特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采访，并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不顾年迈体衰，心脏病发，坚持从瑞金走到吴起镇，行程11500多公里，他认为：“只有走过了这样的路程，只有吃过这样的苦，才能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 同时，他还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许多红军老战士。和许多作者一样，他盛赞长征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意义，“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在书中，他还阐述了许多自己的深刻洞见。对长征在革命年代的价值，他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索尔兹伯里敏锐地观察到了长征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长征”中的重要价值，“长征体现了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这和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过程所需的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相同，因为两者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奉献。” 他告诉世界，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和索尔兹伯里的相识“最终促使”杨炳章下决心研究长征。199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通过“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模式来解释，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研究长征，他指出：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南地区到大西北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从此，中共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同时，华北、西北“没有被触动过”的乡村社会，也为中共“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