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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明铭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临近日本靖国神社秋季祭典，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首相安倍晋三已基本决定不去参拜。无独有偶，在前些天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就曾表示：安倍自执政以来，对中日关系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并正在积极筹备年底召开的中日韩首脑峰会。
进入2016下半年后，日本政府频繁对华施放善意，引起各方关注。有舆论认为，这可能预示着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局面会有所转机。那么，安倍政权释放的这些善意有多少份量呢？笔者认为，纵观安倍外交近四年的发展轨迹，这种想法可能有点一厢情愿。只能说明，中日关系已逐步进入一种“冷和平”的新常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并逐渐在东亚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日本却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如何重新审视中日关系这一议题，日本对华外交的理念产生了明显分歧：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崛起，维系和夺回日本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尽快脱离“失去的二十年”的恶梦。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导致从小泉执政到安倍二次执政时，日本外交在亲华和反华间摇摆、漂流、演变。这成为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基础。
安倍二次执政以后，通过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和安倍对中国实现的数次首脑访问等多项措施，对因钓鱼岛而严重受损的中日关系进行修补，暂时稳定住了中日关系。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安倍主观上对中日友好“有功”，对于旨在始终关注其政权的巩固，坚持打造长期政权的他来讲，只不过是吸取了前任民主党内阁因中日关系破损而下台的教训而已。安倍曾向日本民众许诺，自己上台后要谋求“夺回强大日本”，这也成为了其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因此其认为，需要对中国这一地缘战略竞争对手进行遏制，拓展其全球影响力空间来维护并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安倍适应日本国内外战略环境变化的需要。面对中日国力出现逆转，安倍需要发展经济提振国民士气，也坚持将崛起的中国力量视为一种地区威胁，从而谋求释放自身的安保力量束缚，保证自身战略制定的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维护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这也意味着，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对华外交，并不是冰释前嫌、友善往来，而是较其第一次执政时期和民主党时期的对华实践更为强硬，更为顽固。
2014年以后，随着安倍内阁在执政党内地位的基本稳固，其对华外交进入了全面遏制状态，通过一意孤行地大量耗费国家资源，处处围堵、扰乱中国的战略利益。如对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鼓励日企采纳“中国加一”战略，与中国争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力，同时，加入TPP谈判对抗中国的区域经济整合计划，将TPP的重要性置于中日韩自贸区之上；军事上谋求安全菱形同盟，为增加对华战略手段，安倍对日本制度进行改革，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和清除了使用武力的制度障碍，在国际舞台上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意图拉拢某些大国应对“中国威胁”。
然而由于实力有限，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勇气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在目前安倍经济学乏力的背景下，借力中国崛起提振国内经济，也迫使安倍不能做的太出格。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全方位遏制中国，不仅徒耗日本国力，客观上也导致日本外交与美国更为紧密的绑在了一起，使日本进一步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棋子，降低了日本的自主性，损害了日本国际地位。这对于要“夺回强大日本”，争取修宪成为“正常国家”的安倍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四年来每当中日关系达到临界点时，日本总会“补救”的原因。
由此看来，中日两国进入到一种两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阶段的“冷和平”阶段—— 但这却是一种抽去了友好、互信、真诚合作精神的政经分离的低阶关系。中日两个大国因此陷入了战术互损而非互利互助的困境，这对于两个正在图强振兴的民族来说并非幸事。对于日本的“善意”，我们只能力所能及采取现实主义思维，在这之中寻找公约数共识，谋求害取其轻、利取其大的实现途径。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这也是在提醒日方，解决中日关系困局的钥匙，始终在日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