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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为深化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而全新设立的研究计划“综研国策”将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政策问题，包括对国家重要发展问题的政策建议、对国家重要政策的即时解读、国内外重大事件影响的评论与分析以及国际发展经验借鉴与思考，将在中国网观点中国独家发布。
“综研国策”系列述评之三
周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创新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 网约车是更高质量的新供给，网约车“新政”是一个典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议题。
□ 对于各地网约车新政的评价，应以中央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精神为准则，即是否建立了有利于市场调节发挥决定作用的新体制。
□ 杭州网约车“新政”基本确立了市场机制在出租车行业调控中的主导地位，比北上深的方案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网约车“新政”是一个典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议题。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认为我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出现在供给侧。例如，大量消费者跑到国外去背回电饭锅、抽水马桶坐垫，就是因为国内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同类产品；再如厦深铁路、京沪高铁等一经建成就常常一票难求，沿线旅游业也日益兴旺，这就是高质量供给拉动需求的鲜活例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通过加大制度变革，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自2012年滴滴打车在北京上线提供服务，到2014年优步进入中国大陆，两强相争推动下网约车行业不断升级，形成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整合社会车辆资源”的创新服务模式，把城市既有出租车服务模式扫入传统模式范畴。网约车大大缓解了长期困扰大城市的打车难问题。据滴滴公司发布的报告，约车平均等待时间仅五分钟，打到车的概率是89%，远远高于路边招手打到车60%的概率。效率是城市交通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信息时代的网约车模式，在效率上碾压了工业时代的传统出租车模式（正式称谓是巡游出租车）。因此，广受消费者欢迎的网约车规模迅速扩大，据滴滴公司发布的数据，经过四年的发展，到2016年滴滴日订单突破1400万，平台积累了近3亿用户和1500万司机。而根据当地主管部门披露的数据，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拥有的网约车均已达到30-40万辆之间，其中活跃的网约车数量，都已超过当地拥有牌照的出租车总量。这一组数据反映，没有网约车之前，广大市民没有得到实现的潜在出行需求是一个天文数字，进而没有得到实现的外出消费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网约车发展的表现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第一、相对于传统出租车服务，网约车是更高质量的新供给；
第二、网约车扩大了有效供给，极大的满足了消费者出行的需要；
第三、网约车就是各级政府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但是网约车作为新供给，它进入的城市出租车服务领域（不应以分享经济的概念来混淆否定其商业性质）不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现有的生产关系没有为新生产力的发展预留空间。因此，迫切需要为网约车的发展制定规则，这个规则要求给予新供给和旧供给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改革问题。10月8日以来，一线城市陆续出台网约车新政，这个“新政”其实是一个规则体系，还包括对传统出租车管理制度的改革、对合乘车管理建章立制，因此确切的说是对由网约车兴起而引发的城市出租车管理制度的重新设计和建构，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改革方案。从改革的内容上看，各地有不少的差异，如果对照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精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可以把这些城市分为三类：
第一类城市北京，可称为旧制度放大型。即将原来行政主导型体制放大，容纳了部份新供给，但制度结构和机制照旧。其要点是按高标准对网约车从车型、从业人员、运营车数量（方案尚未明确具体限额）进行管控，用行政手段将网约车赶到高端服务市场，人为的对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市场进行了区隔，因此北京最大限度保留了现有运营体制，没有对传统出租车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内容。
第二类城市上海深圳等，可称为旧制度优化型。像北京一样，上海、深圳也同样对网约车从车型、从业人员进行了管控，也试图人为建立两个相互区隔的市场，但两市没有提出数量限制的规定，这为新供给的成长留下了空间。上海在此次“新政”中表现的态度让人有所不解，上海是全国最先批准网约车合法化的大城市，对发展网约车一度表现非常积极，但这次“新政”似乎比2015年10月上海自主发布的网约车规定有所后退，难道是总部设在上海的优步中国被合并之后，政府的热情也随之消退？虽然把深圳与上海列为同一类，但深圳改革的力度其实比上海要大，深圳在“新政”当中，提出了逐步实现既有出租车经营权无偿使用，这将大大有利于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公平竞争，有利打通两个有所区隔的市场，因而将会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深圳的“新政”在这一条规定上有些含糊，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表，深圳的执行力有待时间检验。
第三类城市杭州，可称为新制度构建型。杭州的网约车“新政”被媒体评为“最宽松”，实质上杭州不仅在网约车市场准入的条件上最宽松，相对接近对传统出租车的要求，而且杭州已于2015年完成对传统出租车运营体制的重大改革，政府拿出1亿元回购了传统出租车经营权的牌照费，建立了传统出租车经营权无偿化、有期限的新制度，这就让杭州市出租车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都变得比较容易，推动杭州的出租车市场基本上从行政主导型过渡到市场主导型，这将为新供给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
地方网约车“新政”，谈不上是对关键领域的改革，但它却清晰的折射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改革步子小步子慢，肯定都有充分理由，但哪个需要改革的领域、哪个需要改革的对像没有特殊情况呢？而杭州市的勇气和做法胜出一筹，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