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介绍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

改革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我们步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已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也都感受到了压力，房价、股市、大学生就业等方面的诸多变数，都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从矿难到黑窑工事件，从厦门PX的“散步”到席卷全国的雪灾，再到最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呈现出的不再仅是一种一般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景象，更和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密切相关。当我们面对着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由是，我们需要找寻、梳理那些模糊不清的旧迹，检讨我们的问题，规划今后的道路。

李楯印象

李楯说，“一个个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机构和官员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

李楯说，“一些艾滋病项目浪费严重”、“艾滋病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温度计”、“某些组织专吃艾滋病饭”。

李楯还说，“既不要迷信官员，也不要迷信学者。”

　　特殊的道路：中国还在转型中

中国过去为什么落后，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在发展中步履艰难？一直以来有这么几个说法。一个说法，因为我们起步晚。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一个持续存在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我们为什么起步晚？这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第二个说法，因为帝国主义欺负了我们。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呢？我们看看毗邻广州的香港，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强行租出去的。香港回归时举国欢庆，我当时有一些想法，并不那么高兴，为什么呢？在一个讲武力的时代，我们打不过人家，香港割出去的时候，清政府都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只是一个渔村而已，而香港回归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当年香港是受广州的辐射，但在改革开放后，广州是受香港的辐射，这种辐射甚至一直到了北京。

我们再看，在中国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十几年之后，日本的国门也被美国人打开了，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当时日本有一派主张寸步不让地拼了，另一派主张，我们认输，我们学习。日本是海洋民族，当时却没有远洋航行的能力，所以他们驾着买来的一艘远洋船，让英国人来指导自己航行，去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然后，日本人咬着牙明治维新，一步步地干起来。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有一个叫吉田茂的外相写了本小册子《激荡的百年史》，他说，作为战败国的首相，凡与占领军发生意见冲突的时候一定据理力争，但如果占领军执意不听的话就坚决服从。他说了一句话，战胜者有战胜者的风度，战败者有战败者的风度。我们有非常强的敌情意识，但却缺乏忧患意识，缺乏一种真正咬着牙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

第三个说法，就是我们人多资源少，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天然条件好。我不同意这样的想法。世纪之交时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中国大陆每平方公里有129个人，而台湾地区每平方公里是595人，香港地区是6218人，但这两个地方，一方面人均资源比大陆少，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比大陆高得多。当时中国大陆的人均生产总值不到1000美元，而台湾地区当时已经是12838美元，香港地区已经是25280美元。我们再看看日本，四面环海，资源匮乏，当时每平方公里是330人，是中国大陆的2.58倍，而当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7800多美元，是大陆的44倍。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都是人多资源少，真正人少资源多的西部地区并不见得经济有多发达。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自己也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居。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当代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转型国家。因为一般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他们都有过与政府相对应的市民社会，而我们有过非常独特的历史经历，而这个经历使我们不但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

事实上，中国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是在清末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了国门，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当时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恰恰是今天我们最能接受的，比如五口通商、国家开放。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大清帝国物产丰富，用不着向洋人购买”，这是我们当时正式答复外国使节的话。还有一条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准许“夷妇”上岸入城。夷妇是什么呢？就是外国妇女。而我们最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是当时赔偿了许多白银。为什么能接受呢？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这是英国人向大皇帝告状，说林则徐欺负了他们，于是大皇帝赏赐了英国人这么多银子。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对外部的回应，很值得我们思考。

等这个阶段过去了，中国开始正眼面对外部世界，从1860年开始，社会的结构有所改变。我们开始开矿建厂，清政府通过立法奖励来发展现代工商业，甚至立法奖励女生出国留学。那时候制订的法律，比如公司律、破产律，强制教育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司法、破产法、义务教育法。1906年清王朝已经进入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了，当时修律立宪的步子也很大。中国走的正是模仿西方的道路。可惜，紧接着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清王朝的改革。在清王朝结束之后的北洋时期，经济、文化、政治制度都继续发展，包括政党政治、男女平等、女性参政等，已经在四省的省宪里做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到了1924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孙中山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丧失了信心。于是，孙中山提出党治，所谓“以党治国”，当时是说以俄为师，实际上和前苏联的情况并不一样，他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孙中山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居正、胡汉民等人提出“主义法制化、法制主义化”。

后来再到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完全封闭起来，不仅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完全对立，连与苏联也都闹僵了。这样，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中间层，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二者合一，把社会挤没有了，政府直接面对每一个公民。这样一种特殊结构形成了单位制度，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信息和发展的机会，分给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通过控制一切资源、信息和发展的机会，最终控制了每一个个人。

记得在改革之初，我们有一个争论，中国到底需要人治还是法治？实际上，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提出党治，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重提法治，中国走了一条极特殊的道路。

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很大，但作为研究者，我首先考虑的是它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更多是要讲出问题，以促使当政者和公众了解，来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们要注意，改革之初确定的方向和今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改革之初，那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提出的，是“文革”前提出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富国强兵。通过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的现代化，国家要富有、军队要现代化，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打大战、打核战，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再到江泽民提出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主潮流。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同时又坚持了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所谓“不能改的东西”，于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不是简单的更好了，而是内在关系更加紧张了。

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

如果我们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主潮流的话，如果我们认为体制不同、利益主张不同的国家可以共生共存的话，如果我们把人看成第一位、把民生看成第一位的话，我们的很多思路就要改变。但是，我们很多旧的做法又都在延续着，我们到底是要富国强兵的四个现代化，还是十四大、十五大新确立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呢？

这里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还存在着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

首先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分治。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差不多是6：1，世界少见。而地区差距以县为单位，根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富和最穷的地方相差64倍，进入新世纪后变成了171倍。如果说，当年清末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城乡分治的后果，需要的是世界未有之大经验。

其次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我们有那个时代形成的规则，干什么事情都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而不是今天提到的公众参与。参与和被动员是两个概念。我们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却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我们当年提的两个彻底决裂，在“文革”中达到一个极致，造成我们现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断裂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很难追寻传统。

进一步来说，我们的改革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又多年得不到解决。我们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垄断国企问题、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硬骨头，我看到今天也没有转变到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非常艰难的时刻。

我们过去以为，确定一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走到，就可以走向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人人平等，结果并不是这样，发展有路径依赖，会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很难出现暴发户，但我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的“暴发户”，又出现了如此多的弱势人群，其中最穷的一块，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的，农村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9000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城市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的金融资产达到67%.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相当大了，我们还要在看到贫富分化的同时，由于社会晋升的渠道有制度性的障碍，城里人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开始垂直流动，而农民工却只有今年到深圳打工、明年到广州打工的水平流动。我们要看到，天生就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有组织本领的人，如果不给他机会在合法的渠道上进行晋升，就会形成底层精英，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当年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会把我们导入法治社会，但是没想到市场经济和旧有的权力系统有一种非常绝妙的结合，在我们这种市场中形成了一种贪官、奸商、刁民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老百姓如果不刁的话可能就更难受了，而贪官、奸商、黑势力在市场中就更加如鱼得水。

比如重庆最牛的钉子户问题解决了，背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能不能复制？谁也不清楚。厦门的PX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背后有没有复杂的原因？其他的环境利益之争，能不能这样解决？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就是可以把相当多的人都培养成为机会主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

新旧体制并存时，由于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价，这个时候形成了只有很有限的竞争者才能有条件、有机会进入这个竞争格局里，又只有更少数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改革三十年形成了利益格局，我们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利益格局，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往前改了，就是现在改革往前走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是属于社会的强势，有什么力量能让他们让出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由于这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有中途“定型”的危险。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说，社会的变动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改良，改良是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有智慧的，都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取得妥协，最后不改变结构而使社会往前走。第二种是改革，精英人物在上层，从上面推动下面的改革，从而改变社会的结构。第三是革命，精英人物在下层，由下而上发动革命，结果制度改变。第四是造反，上下都不怎么样，我把你推翻了，我上台照样乱来一套。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做到执政党、政府、企业、非企业非营利机构、社区和公民，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利益和主张是不一样的，从而和衷共济。

我们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也进入了高风险的社会，但是，我们适用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在社会保障中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里，我们的卫生公平指数排名倒数第四，其中政府投入占人均卫生支出的比例，从改革之初的36%降到世纪之交的近14%，几乎是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口号，“集中财力办奥运”。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政府的财政盘子都只是个定数，关键就是在你的问题单子上什么排在前面，如果你把民生排在第一位，那么就有钱用在这里，如果你把别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当然就没有钱用在民生了。

民生问题、人权问题，又不仅仅是民生和人权问题。当我们提出民生问题、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全面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果没有整体体制上的改革，我们就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就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稳妥的、有整体规划的全面改革。同时，社会应该是适度的放开，因为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的能力，我们提倡一种善治的理念，就是需要政党、政府、企业、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区和尽可能多的公民积极合作，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

在当下，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几点

第一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应该是常态，不公开应该是特例，而且我一直认为，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政府机构，只不过是我们老百姓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一个一个的公民，作为管家没有理由向主人隐瞒家庭的情况。而且，只有信息公开了，大家才有可能参与，才有可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第二是公众参与。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要有一种诉求表达的机制。第三是官员问责。我认为，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官员问责，是当前中国改革需要立即往前走的三步。如果再提一项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加独立的司法，应该一切争执最后都能够通过司法来得到最终的权威的判决，都能够通过中立的，也就是利益无涉的司法来做出裁决。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我们的改革，希望能有的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完全做到，需要去掉的不好的东西，却又不能真正去掉。我们在这里踌躇不前，我们老怕动作大一点会引起社会的振荡和不稳定，我们有有许许多多的顾虑。尽管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有很多好的规划，但我们的步子非常小。我担心，如果我们拖下去错过机会，可能会造成一种危机，因为潜在的问题确实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