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芮泽在接受中国网记者书面专访时,分享了他对中国扶贫做法、经验和启示的看法,并对脱贫后的五年过渡期、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等进行了点评。
2020年11月,芮泽(右三)视察世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合作扶贫项目成果。(世界银行供图)
中国网: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仍然如期消除了绝对贫困。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减贫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中国的减贫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哪些参考?
芮泽:中国的减贫经验是在4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从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低收入国家,不断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帮助亿万中国人获得了更好的就业机会,摆脱了贫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包括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较高的国内储蓄率,以及海外华人华侨所起的作用。改革开放政策将这些优势激活,推动中国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在减贫中总结出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外向型经济、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符合自身比较优势和鼓励竞争的结构性政策,这与东亚及其他地区国家在高增长阶段的政策选择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很好地总结了上述启示。
当中国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极端贫困率降到10%以下,粗放式的、以地区为重点的扶贫开发政策不再适合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更精准的扶贫政策,帮扶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中掉队的贫困户,要求因人施策。中国减贫的第一个启示是,将精准帮扶建立在充分实证的基础上。中国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初期,对贫困户进行了一个全面调查,以此为依据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目标,将资源瞄准影响力最大的领域,并进行持续的监测评估。第二个启示是动员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实际上,企业和金融机构调动的资源远超中央和地方财政提供的预算资源。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是一项重大成就,这也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动员和管理能力。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大量投入,包括向贫困地区派遣成千上万名驻村干部,这是中国扶贫的重要特点,推动了中国减贫的成功。我们目前正在与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合作,提炼中国扶贫的经验启示,很快就会发布更详尽的调研评估报告。
不过,尽管中国政府利用数据精准识别贫困户和实施精准扶贫,但却没有把这些数据提供给广大研究人员。因此,对于政府各项政策的效率缺少充分的定量评估,给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增加了难度。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向社会公开这些数据和实证,以便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学习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
2020年11月,芮泽(右一)视察世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合作扶贫项目成果。(世界银行供图)
中国网: 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您怎样看待这一过渡期?
芮泽:在现代经济中,贫困往往是一种动态现象。换句话说,家庭会因为失业、快速经济结构调整、自然灾害、个人健康问题或其他灾害而陷入贫困或返贫。因此,持续监测最近脱贫的贫困户,并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额外支持,是适当的做法。但是,关于现代经济中贫困的动态性质的论点,不仅适用于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在疫情期间有大量人口受到经济冲击,不得不动用储蓄来维持日常开支,但精准扶贫政策并没有完全覆盖这些潜在弱势家庭。在“十四五”规划下设立的过渡期是一个机会,可以扩大政府帮扶范围,整合精准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机制,例如失业保险),全面覆盖城乡地区的弱势家庭。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利用这个五年过渡期,计划并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不仅对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向服务和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网:中国仍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乡村振兴和实现城乡平衡发展非常关键。您认为,这方面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应该如何将资源转向乡村振兴?世行在此方面与中国有什么样的合作项目和计划?
芮泽:中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向农村地区投入更多资源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也可以通过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方式,这样做可以提高迁移人口和留守人口的收入,因为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就需要提高农村劳动生产力,阻力也会减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在提高城镇化率方面仍有潜力,允许人口迁移到有高附加值职业的地方,有助于显著提高中国的总体生产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善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具体政策无关紧要。在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尤其是缩小医疗和教育服务质量差距方面的投资。这种投资将帮助那些无法移居到城市的农村家庭的儿童享有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机会,帮助降低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风险,防止因病返贫。第二,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住房等其他服务也很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第三,探索提高农业和涉农产业的生产率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途径。中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碎片化的,通过加大化肥和农药用量来提高产量的做法已出现收益递减的现象。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通过整合土地,引进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在农产品价值链各环节加强质量控制。
在通过转型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可以采取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农业实践。中国国内消费者对安全和高质量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使得这样做在商业上也具有吸引力。因此,中国的乡村振兴政策与中国的环境和气候目标存在内在的联系。这也是世界银行支持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我们认为,这是在一个政策体系中统筹兼顾优质服务机会均等、农业生产率提升和环境可持续性增强的机会。我们已经有一些进行中的项目在推动重要的改革。例如,在广西,世行帮助地方政府整合各类扶贫资金,提高精准帮扶的灵活度,这种做法已在全国推广。同样,世行正在与湖南省合作,将基于绩效的财政转移纳入乡村振兴计划的各个方面,提高政府的支出效率,强化问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项目中继续支持这些改革,与此同时重点帮助中国推进绿色乡村振兴。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农村基础设施出现投资过剩的现象,对一些受到高额补贴吸引的产业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号。在过去10年,资源流入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农村地区和西部省份投资回报率快速下降。在过去,中国充裕的国内储蓄和良好的财政状况能够承受得起这种财政转移支付。在未来,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认真考虑,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医疗或教育服务,是否会带来更好的效益。(记者 焦梦、徐林、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