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院士：中国 70 年信息科技发展回顾与思考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70 年前，我国信息领域是一张白纸，如今中国是举世公认的信息产业大国。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31．3 万亿元人民币，网民达 8．29 亿，互联网普及率 59．6％。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普惠大众。

评价 70 年的科技成就，媒体上最常引用的数据是，全国研发人员总数增长了多少倍，科研经费投入增长了多少倍，文章发表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其实，科技人员数和经费投入都是成本，不是产出；文章发表数和专利申请数是科研的中间结果，不是最终影响。评价科技发展的成就应该看老百姓获得的实惠、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微信和网上支付的普及是中国民众引以为自豪的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东风”导弹、“辽宁号”航母等“撒手锏”中隐含着我国掌握的信息技术的威力；自 2015 年以来华为公司获得交叉许可后的知识产权净收入超过 14 亿美元，在横遭美国政府打压时，华为公司宣布向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 Verizon 征收超过 10 亿美元的专利费，彰显了中国龙头企业在信息技术知识产权上的实力。上面随手捻来的几个案例就能看出我国信息技术的贡献与进步，我们为 70 年来中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的突飞猛进感到无比自豪！

衡量我国信息技术进步的另一个指标是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否缩小。例如，无线通信技术，我们第一代引进，第二代跟进，第三代参与，第四代自主开发，第五代已开始引领全球。新中国的 70 年与数字电子计算机的 73 年历史几乎同步。以国内外推出各代第一台计算机的时间差距来衡量，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的差距是 12 年，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差距是 6 年，由于“文革”的干扰，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差距扩大到 9 年，向量计算机的差距是 7 年，大规模并行机是 5 年，机群系统是 4 年，差距逐渐缩小。2010 年“曙光 · 星云”千万亿次计算机第一次排名全球超级计算机性能第二，开启了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向世界顶峰冲刺的征程，后来“天河”和“神威 · 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相继“登顶”，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水平已与美国并驾齐驱。

我们已经取得骄人的进步，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离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更近。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科研投入不断增加，但科研的产出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在信息领域的知识宝库中，中国人发现、发明的知识还不多；信息领域的国际标准中，以中国人的新发现和发明专利为基础的标准也很少；国际上流行的信息技术教科书上，还很少出现中国人的名字。

尽管国际局势波谲云诡，我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主要的变化是发展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转向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技术发展的源头从国外引进转向以国内自主研发为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给予科学技术这么高的期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也逼迫我们面对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才能从跟踪走向引领，从信息产业的中低端走向高端。不管未来的道路上有多少坎坷，我们一定能为人类文明作出与“中国人”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相称的贡献。

为了提高科研效率，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中国科学院考虑较多的是院内机构的拆分合并、研究所的内部管理机制和科研布局等。作为对过去 70 年科研工作的回顾和思考，本文换一个角度，重点讨论科研模式的调整和改变。所谓“科研模式”（或者称为“科研范式”）是指如何开展科研工作，是强调“有序”还是“无序”，强调“线性”还是“并行”，强调“成果转化”还是“市场牵引”等。70年来我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科研模式，包括任务带学科的“两弹一星”模式，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成果转化的“线性模式”等。我们需要通过认真梳理，厘清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补充，哪些需要扬弃。新时期呼唤新的科研模式，我相信，新的科研模式会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进入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