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龙：污染源来去须有“数” 风险图谱预警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是解决新型环境问题最好的实验场

记者：科研的进步和领先能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预见性的指导，那么，中国在污染防治的研究中，与国际水平相比处在怎样的水平？

吕永龙：从时间上看，我们是有差距的。因为20世纪发达国家就遇到了很多的污染问题，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了。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他们曾不同程度地遇到，为什么说不同程度呢？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污染问题比他们更复杂，比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60年代的洛杉矶雾霾污染事件，这都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的雾霾天气滞后他们多少年？所以发达国家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对于规律的认识，研究手段和方法，特别是在一些学科的发展上，肯定是由他们发起的。比如，现在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环境地学的研究，开山鼻祖以及走在前沿的，都是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他们是这些学科的先驱者，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找到解决方法，研究新的理论。近些年，中国在地学、环境、生态学领域发展快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非常活跃，现在和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已经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而是一个对等的合作关系。为什么是对等合作？第一，我们现在运用的方法、手段，包括根据实际问题产生理论等方面，是可以走在前沿的。为什么能走在前沿？解决新型的环境地学和生态学问题，中国是最好的实验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好。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也很大，发展阶段也很不同，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地学的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找到。

我的团队跟英国研究机构合作比较多，英国现在污染没有那么严重，研究人员强调的是能不能把英国的科学和技术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在寻找他们的科技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环境问题，我和他们说要改变一下思路，不是所有都强调是英国的科技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应用，还要考虑中国新的理论方法在英国的应用。

我们与欧洲这些国家的差别在于，他们很多研究是非常系统性的，强调科学和政策的结合，科技成果怎么样运用，而我们有欠缺。我们很多环境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属于舶来品，我们如何做系统的研究，掌握系统的数据，在现阶段非常重要，只有更科学的数据才能反映生产生活带来的环境和生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