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视阈下的我国畜禽疫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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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畜禽疫病防控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尽管我国的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进展，在支撑养殖产业快速发展，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在畜禽疫病防控方面的国情现实：一方面，我国养殖规模十分巨大，养殖方式不一而足，养殖水平参差不齐，疫病防控条件千差万别；另一方面，我国畜禽疫病种类繁多，流行复杂，危害严重，整体防控水平仍相对滞后。因此，我国畜禽疫病防控还是压力重重，疫病净化根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畜禽疫病防控仍旧面临诸多挑战。
面临老病新症状、老病原新变异和多病原共感染的挑战
在持续免疫和环境压力下，病原产生适应性进化，不断发生变异，就会导致新毒株或新亚型的出现。新毒株或新亚型不仅会增强病原的毒力，而且还可能造成现有疫苗免疫无效或保护效率显著下降的严重后果。目前，我国还是过度依赖疫苗免疫来预防畜禽传染病，疫苗使用的种类过多，频率过高，使得病原产生适应性进化、发生变异的速度不断加快，如：2006 年暴发流行的高致病性蓝耳病，2010 年以来大流行的“猪腹泻病”，2011 年猪伪狂犬变异毒株的出现等。与此同时，在免疫和环境交互作用下，一些烈性传染病病原还会出现非典型感染与发病，如非典型性新城疫、非典型猪瘟等，这都给疫病的诊断与防控带来极大的困难。此外，多病原共感染也已成为我国畜禽养殖生产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多病原之间及多病原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使得疫病诊断和防控更加复杂，这势必给畜禽疫病防控研究带来新的挑战。
面临疫病种类繁多、新病频发的挑战
我国动物疫病种类繁多，被确证发生的已超过 230 种。仅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共报告发生 84 种动物疫病。其中，一类动物疫病 6 种，二类动物疫病 46 种，三类动物疫病 27 种，其他疫病 5 种；病死率 24.64%，比 2016 年全年的 14.80% 高出近 10 个百分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少有 31 种新的动物传染病传入我国。随着环境气候的改变，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彼此的接触日益增多，国际贸易更加频繁，新的传染病还会不断涌现。例如，尼帕病毒、新布尼亚病毒、H7N9 禽流感病毒、MERS 冠状病毒等新发动物源性人兽共患传染病病原，鸭坦布苏病毒、口蹄疫病毒新亚型、猪 Delta 冠状病毒等畜禽新发传染病病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出现，这对兽医传染病的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临外来动物疫病传入的挑战
我国接壤国家多、边境线长，周边国家畜禽疫情复杂，畜禽及畜禽产品走私时有发生，外来动物疫病防堵工作难度巨大。同时，近年来出入境人数与国际贸易频次不断增加。2018 年全年我国出入境人次超过 6.5 亿，同比增长 9.9%；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3 504.5 万辆（架、列、艘）次，同比增长 13.1%；2018 年上半年进口各种肉类产品超过 200 万吨，同比增幅达到 3.8%，且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在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外来动物疫病防控正面临着双重严峻挑战。一方面，一些重大疫病已经传入，但尚未根除。例如，近年来已经传入我国的小反刍兽疫等重大疫病，至今仍未得到彻底根除。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疫病虽暂未传入，但可能随时传入。例如：我国虽已消灭牛瘟，但邻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分别于 1995 年和 2000 年发现该病疫情，随时有传入我国的可能；虽然我国尚未发生疯牛病，但该病已传至邻国日本；裂谷热虽然在我国没有发生疫情，但 2016 年出现了首例输入性病例；西尼罗河病毒已经在我国新疆被检出。《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列出了重点防范的 13 种外来疫病，已经有 4 种疫病（小反刍兽疫、非洲猪瘟、H7 亚型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传入我国。因此，如何将已传入国境的外来动物疫病切实控制和有效根除，以及将可能传入的外来动物疫病有效阻挡于国门之外，是我国畜禽疫病防控长期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