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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在那里
1960年10月,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的一间大教室里,108名航空发动机工艺专业的毕业生正在等待校领导宣布工作单位分配名单。
王菁珩就是其中一员。
作为二二一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再次回忆起50多年前自己等待毕业分配时的心情,他告诉记者,“当时每一个人都很平和、宁静,没有任何不安,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没想过这里或那里有什么分别。”
他还记得名单念到最后,校领导说:“王菁珩等四人分配到遥远的西北,到核工业系统工作,具体单位、地点,我也说不清楚。”
当时,核工业是什么,王菁珩的心中都还是一片空白。
几天后,他顶着寒风,穿过田间小道,和几个同学一道去北京第九研究所(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报到。接待他们的同志热情地介绍说,目前所里除了开展一些基础科研外,所有人都到“前方”参加基地的筹建工作。
“前方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单位?”王菁珩和几位同学异口同声地问道。
王菁珩回忆,当时那位同志对于“前方”的回答,是西宁市胜利路105号,一个叫做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的单位,其他的情况,对方一概没说。
带着一头雾水,王菁珩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告别了家人,在前门火车站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此时的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个怎样艰难又伟大的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武器成为大国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一再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阴云密布在新中国上空。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 回到了北京。此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此次他回国的目的,正是为了新中国核工业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钱三强曾经秘密通过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先生在法国购买了一些仪器和图书。约里奥·居里不但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而且是著名的和平卫士,他对中国人民抱有同情态度。他曾托中国科学家杨承宗带话给毛泽东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就必须要有原子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科学。他从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角度,对核战争做出了深刻分析。
于是,在1955年11月,一届全国人大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3年后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核集团公司),主管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宋任穷任部长,刘杰、钱三强任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同时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兼任所长。
这是新中国最初建立的原子能机构。很快,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愿望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1957年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中规定:为培养设计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干部和生产原子核武器的专家,苏联政府保证供给中国生产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带有训练使用和战斗用的成品样品……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研究原子弹结构的设计院(代号二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