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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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言。中国网记者 张艳玲 摄
中国网新闻2月26日讯（记者 张艳玲）“深化以结构性改革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2020年经济转型正处在历史关键点，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实际进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25日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研究（2017）》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表示。
社会体制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而对社会服务和管理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组织社会生活、建构公平正义社会的基本制度。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包括，政府切实履行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责，公众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自治和他治协调配合，法治保障坚实有力。
经济转型升级实际进程决定能否建成小康社会
迟福林说，我国现在经济发展、经济转型正发生一些趋势性的、历史性变化，经济结构性改革开始成为经济生活主题。“在这样背景下，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深化结构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其所蕴藏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对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和复杂程度而言，都不亚于1978年我们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
迟福林说，2020年经济转型正处在历史关键点，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升级实际进程。产业正处在由工业主导向现代服务业主导的历史关节点，到2020年能否形成或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发展新经济、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首要条件。
消费正处在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的历史转变关节点。到2020年，城镇居民能否在健康、医疗、文化、教育、信息、旅游等服务型消费上突破，这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增长最大潜力之所在。
“如果到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能达50%左右，会释放数十万亿发展潜力。”迟福林说。
城镇结构也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到2020年能否由城乡两元户籍制度，向全社会统一居住证制度转变，从而奠定城乡一体化重要制度基础。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迟福林表示，对外开放结构正处在由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历史关节点，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能否在2020年达20%以上，能否在服务贸易上保持优势。这既是我们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重要问题，更涉及到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条件。
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进程
迟福林认为，经济转型升级决定经济增长前景，到2020年能否接近高收入国家基本标准，为进入高收入国家打下决定性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
“比如说释放服务型消费结构变革的巨大潜力，我们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已超过60个点，服务型消费到2020年城镇居民达到消费比重50个点，农村能占35-40个点左右，我们至少还有几十万亿消费需求要释放，使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稳定在65-70个点，形成稳定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迟福林说。
迟福林说，城镇化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不可小觑，如果在全面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基础上，全面取消城乡两元户籍制度，实现小康社会要求的以居住权为主要标识的居住证管理，可能至少有几十万亿到上百万亿市场潜在需求。所以经济转型升级决定我们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不仅决定未来四年、五年，更决定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转型。
迟福林说，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经济转型涉及的发展方式、涉及的利益结构矛盾相当严重，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步，税收结构和经济转型进程相适应，需要做出一些重要调整，制度性的结构性矛盾是整个经济转型的重大掣肘。
迟福林认为，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投资消费、政策体制等矛盾，首先要进行税收结构改革，减轻企业税负，发展实体经济。其次要开放服务业市场。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远滞后于工业领域，服务业市场不开放，服务贸易上不去。
“如果到2020年，现代服务业占比能达60%，并且60%-80%左右在服务业从事职业，那么我们的中产阶层将会大大提升。”尚福林说，还要尽快推进教育结构改革。以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社会发展为目标，以职业教育为重点，尽快改进教育结构。人才竞争或成发展新型经济掣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