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的禁放、减放与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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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田勘学者
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扩大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的紧急通知》，进一步扩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实现全省市县域全覆盖，包括乡镇和农村，全省范围内坚决杜绝燃放烟花爆竹现象。然而，两天后，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文件，决定收回并停止实施该紧急通知。
烟花爆竹的禁与放在最近几年的春节一直是令人纠结的话题和行为。今年，随着雾霾的加重，烟花爆竹的燃放势必会让这个问题更为棘手。河南对烟花爆竹的“朝令夕改”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这不仅反映的是官民博弈的进退，同时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污染与环保的拉锯。
河南的“朝令夕改”其实是4天内3次调整政策，既反映了政策制定的首鼠两端和政策制定的简单粗疏，也透露出管理者对整治污染的焦虑。从全省城市主要城区的禁令扩大到乡镇和农村，不只是范围的扩大，也是一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仓促的扩大禁令，不仅可能造成已经生产的烟花爆竹产品的经济损失和囤积于仓库中的危险，而且与中国人传统的春节庆贺方式产生抵触。
好在相关人员已经意识到，全面禁放烟花爆竹的通知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产生矛盾，经过研究，决定仍按照原来《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目标责任书》的有关规定实施，即部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过春节时是否还需要燃放烟花爆竹，相信很多人会坚持这一传统，但是如果以保护环境和人的健康安全为理由来禁止燃放，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这得有一个过程，也即从禁止到减放，再到人们自觉弃放。这个过程也许很长，但也许很短，关键是，如何进行科学传播，把利弊、优劣的原理和关系掰碎了，一点一点让人接收和消化，才能逐渐让公众接受少放烟花爆竹或不放烟花爆竹。
现在，公众最难接受的是，明明最大的污染源是工业、燃煤、企业的偷放以及环保部门的执法不强硬和不彻底，却要让公众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如让人少开车、少用炒煎方式烹调，以及禁止在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有明确的目标和抓主要矛盾，同时也要让公众明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个人所能做到，天下清澈，匹夫有责。
眼下的中国环境与过去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人类行为的污染已经使天下不清不白久矣。中国人固然欣赏过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好岁月，但是，那个时代，没有工业污染，没有密集的城市人口，即便是北宋时期的京都（汴梁）的城市人口密度达到约2万人/平方千米，但与今天的广州人口密度为3.8万人/平方千米、上海的人口密度3.3万人/平方千米和北京的人口密度2.4万人/平方千米相比还是低多了，而且那时只有一个京都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其他地区都是地广人疏。
因此，即便春节那段时间燃放烟花爆竹有污染，对于汴梁都城的人造成的危害也不过是过几天就消失了，但是，对于今天中国的一线和二三线城市，如成都人口密度超过2万人/平方千米，因此在城市中燃放烟花爆竹对人的危害有一种集中效应。
另一方面，城市燃放烟花爆竹还有持续和累加效应。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并非只是那几天的事，而是在工业化污染的基础上又加剧了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污染，并且在春节那几天最为浓烈和集中。
烟花爆竹燃放时，PM10浓度瞬间可达到1000微克/立方米，PM2.5浓度瞬间可达到400-500微克/立方米，严重影响大气质量。2006年至2013年北京每年的除夕和正月十五夜间都会出现明显的污染浓度高峰。其中，除夕夜PM10的峰值出现在子夜零点到一点，全市平均小时浓度最大值可达到1000微克/立方米，上海2013年2月9日除夕夜，空气中的PM2.5浓度直线上升，从晚上8时的81.4微克/立方米，到10日凌晨达到523.7微克/立方米。
当雾霾如此严重时，公众当然不会去火上添油，更不可能因为善小而不为，都会自觉地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因为这样的举措不只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家人、亲朋好友和他人的健康。仅以雾霾与癌症的关系而言，尽管对雾霾的致癌作用还有争议和不确定之处，但雾霾是致癌物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在北京、天津等雾霾高发地区，肺癌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市肺癌发病率由2002年的39.56/10万上升至2011年的63.09/10万，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天津市的肺癌发病率约为60/10万，新发癌症患者中有1/5为肺癌患者，且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其中男性和女性的肺癌死亡率更是位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
为了自身的健康，减少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春节期间尽量少放和不放烟花爆竹应当是所有人的趋利选择。从这些方面来疏导，也许未来公众会慢慢放弃燃放烟花爆竹而选择其他方式欢度和庆贺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