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坚信中国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记者：郝福满先生，您好！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今年也是中国第三个“扶贫日”。在此之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减贫问题的最新报告。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报告的详细内容？

郝福满：我想讲述几个亮点。这份报告主要关注减贫和共享繁荣。减贫和平等都是世界银行的目标，前者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25年来，贫困状况出现了显著的改善。1990年以来, 贫困率大幅降低。在1990年，世界人口的35%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而现在只有10%。实际上2013年是10%，我们的最新数据是2013年的。根据推测，目前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实际上少于10%，贫困人口从10.9亿下降到8亿以下，这是巨大的成就。当然，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减贫工作开始得更早，最显著的成果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且贯穿整个改革过程。从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已使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比较低，（人数）约5500万人。实际上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贫穷比例甚至更低，所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

记者：中国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减贫贡献了70%的力量。在您看来，中国是如何做出这些成就的？中国的经验是否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

郝福满：中国减贫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的总体增长率一直很高，年均在9%以上。这意味着许多人能找到新工作、更好的工作、更有成效的工作，从而摆脱贫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农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重要。那时候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大部分贫困人口也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极大地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不过，改革还意味着更多。后来又开展了城市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快速开放和城镇化，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意味着许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改革初期，城市人口比例不到20%，现在这个比例超过了55%。人们找到更有成效的工作，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提高了收入，赚到更多的钱。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人口能够迁移，教育政策对于人口能否迁移也很重要。其次，中国修建了大量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城市可以发展，容纳这些人口，容纳内外资企业，创造必要的就业机会。第三，私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日益成为经济制度的推动力。私营企业更灵活，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 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我觉得这些都是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经验能否移植到其他国家？仿效中国的做法就能发展和减贫吗？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简单。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历史、特殊的国情。不过，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农业入手，这一点很重要。其他国家的大部分贫困人口也是在农村和从事农业，有些国家面临着和中国类似的问题。强化农民的财产权益，这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的，实际上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所有权，人们会在土地上投入得更多，干活更努力，这样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投资于人，确保人们有能力从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或者说人们可以从事比以前更现代化的工作。这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做得很出色，其他国家也可以学习。第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就能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化经济，创造更有价值和创造力的就业机会，助力人民脱贫。第四个因素也很重要，中国成功地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精准的扶贫措施。国务院扶贫办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构，我们和他们合作了多年。这个机构的存在表明了对贫困问题的重视。他们制定了精准的扶贫规划，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调整，先是瞄准贫困地区，然后逐渐转向瞄准贫困人口，帮助那些未能从总体增长中获益的人口脱贫。

    记者：中国制定计划，2020年以前，帮助最后55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国际组织也承诺，在2030年以前，全球消除极端贫困，这也是联合国去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因此，为了按时实现目标，中国和全球主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郝福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和政策，我认为中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当然，这只是极端贫困；还会有不少贫困人口略高于贫困标准，但仍然很贫穷。第二，我们认为应当继续投资于贫困人口，确保他们在教育、医疗、医保等方面都能跟上，因为健康和医疗费用也是致贫的原因之一。这就要求完善公共项目和财政资金的瞄准机制，就需要进行改革。第三，自古以来人们都希望迁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地方，人口流动目前还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取消或降低这些障碍也是扶贫攻坚的重要内容。第四，国务院扶贫办在研究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他们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扶贫办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扶贫工作更加精准。利用这个巨大的贫困人口数据库可以帮助提高扶贫资金的精准性，使中国的扶贫工作更加行之有效。最后，还是会有需要救助的穷人，比如残疾人或瘫痪在床的人，他们无法从发展中受益、从教育中受益。对于这类人，中国有低保制度，就是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将是2020年以后最重要的防止返贫的机制。要确保低保制度功能广泛、针对性强、具有进入和退出机制，低保制度的创新设计将会非常重要。

记者：世界银行和中国在减贫方面有着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过去的30年里，很多减贫项目都是由世行支持的。现在的项目和九十年代甚至是2000年的项目有什么区别吗？项目有着什么样的新变化？

郝福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我们和扶贫办不仅是做项目，重要的是我们还做贫困分析。我们做了三次大的贫困评估，这些研究为设计下一阶段的减贫项目提供理论依据。我们第一代的减贫项目符合25年前的状况，那时候有很多贫困县，贫困县的大多数人口都很贫困。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贫困县发展。由于多数贫困县都以农业为主，我们就要投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帮助农民获得合适的肥料、种子和适当的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够吸收先进技术。现在贫困的面貌改变了。即使在贫困县也没有那么多穷人了，而在贫困县以外也有不少穷人。所以，现在认定一个人是否贫穷，与居住地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属性：家里是否有劳动力，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家里是否有病人等等。这些个人属性比以前、比三十年前更多地与贫穷联系在一起,扶贫项目也随之改变。第二，我们的世界变了，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的项目类型也不同以往了。目前我们同扶贫办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把农业合作社作为一个扶贫的途径，贫困人口尚未与现代经济相连通，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他们纳入现代供应链，这样他们的产品就能卖好价钱，而且他们能够提升所销售的农产品的质量标准，更好地投放市场，这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方式的一个例子。其次，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最后的贫困人口，他们生活在偏远地区，缺乏进行任何经济生产的基础，所以帮助他们搬迁是现代减贫努力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为了打好最后阶段的攻坚战，我们在和扶贫办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是否应该将这些纳入我们目前的减贫工作之中。低保制度的现代化、教育系统有针对性的资助，特别是帮助贫困人口接受教育，这些是我们当前合作的新模式。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 董宁摄

    记者：中国网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同承建的南南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今年五月正式启动，这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支持的。想请您对这个新的网站谈一下看法。另外，信息通信技术和知识分享如何在减贫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郝福满：首先，我非常高兴当时参加了南南（减贫知识分享）网站的启动仪式，我们认为这个网站的启动在减贫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个网站有几个目标。首先是知识分享。任何人有成功的故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发布在网站上，供他人借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次，更广泛而言，我们认为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减贫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网站，但它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获得资金的途径。金融与信息通信技术是强强联合。20年前，如果你想贷款，你就需要找到一个银行，需要找到一个支行，需要拍照片，需要身份证。可现在呢，你要想贷款，可以上网上银行，根据你在网上的支付记录，就可以轻松获得贷款。这对穷人来说也许有点遥远，但还有一个我们关注的内容，就是电子商务。以前，如果你住在偏僻的农村，与世隔绝，就没有可能进入市场，不了解价格情况，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有了信息技术，你就可以获取所有这些信息，不管是在南南网站上或是其它的平台。你也能够融入现代供应链，融入现代经济。阿里巴巴的淘宝村非常出名，主要在一些较富的地区，但我们正在与阿里巴巴合作，研究淘宝村是怎么出现的，能否把这个模式用于西部的内陆贫困乡村，使电子商务成为脱贫致富的工具，我们认为有很好的机会。还有许多例子，但这两个特别重要。

第三是身份认证。我们之前谈了精准扶贫以及用于精准扶贫的数据库系统。更新并确保贫困人口的身份认证需要很多技术手段。印度在身份认证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人人都有一个身份证，包含有他们的社会经济信息，政府可以用来设计更好的精准扶贫计划。（策划：焦梦； 记者：徐林；技术支持：董超；摄像：王一辰；摄影：董宁；字幕：徐林；翻译：赛斯；后期：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