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白俄罗斯重镇奥尔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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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家里做客的朋友，都会一眼看到摆放在餐桌上的一个精美、雅致的俄式茶炊。每每观赏这个茶炊，都会使我联想起它背后的一段故事。
那还是1988年，我在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工作。一天，在对外经贸部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黑龙江肇东亚麻纺织厂购买了苏联全套亚麻纺织设备，根据合同，苏联负责培训中国专家，为期两个月，问我是否愿意借调去做翻译。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材料科学、硅酸盐材料工艺学方面的工作，对纺织工艺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俄语日常语汇与专业术语有着天壤之别。如，俄语гитара一词，在日常语汇中是乐器“吉他”的意思，而在纺织工艺学中则是梳麻机上的“托架”。如果不懂专业，在梳麻机上翻译出个“吉他”来，真要令人捧腹了。
一向愿意“自我挑战”的我，最终还是决定接下这个分量不轻的任务，去翻越纺织工艺学这座山。中国的民谚说得好，“艺多不压身”麽。
出国前，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从北京图书馆借来最新的俄文版《亚麻纺织工艺学》和它的中文译本，一面通过中文译本学习亚麻纺织工艺流程，熟悉设备构造和工作原理，一面从俄文版中挑选出对应的“термин：专业术语”。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啃”完这两个“大部头”，积累了大约三千条术语。
十月份，黑龙江肇东亚麻厂厂长孙国富带着工艺师丁明廉、机械师王炳森，一同来到北京，与我汇合，组成了赴苏联亚麻纺织专家培训团。
孙国富中等身材，相貌堂堂，足智多谋；丁明廉个子高挑，温文尔雅，风趣幽默；王炳森宽宽额头，鬓发稀疏，缄默随和，是他们三人中的长者。我的年龄只能排在他们的最后，成为培训团里的“老疙瘩”。说起我在黑龙江当兵团战士的经历，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成为一见如故，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经过十多小时的飞行，我们到达了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季，北国之都莫斯科还未下过一场真正的大雪。阴冷潮湿的西北风一阵强似一阵，铅灰色的云团聚集在低矮的苍穹下，不断翻滚着，变换着，向东南方向快速移动，预示着暴风雪的来临。
在使馆商参处工作的大学同学，把我们接到位于莫斯科市西区列宁山的使馆招待所下榻。那时，中、苏两国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意识形态争论与对峙”后，关系尚未正常化，处于惟妙惟肖的“解冻期”，彼此往来的人员和代表团寥寥无几，偌大的招待所里几乎见不到几个人，正所谓门可罗雀。我们需要在这里等待来自白俄罗斯奥尔沙市亚麻纺织联合体的工作人员，去那里参加培训。
老孙他们三个人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莫斯科。稍事安顿后，我们便抓紧时间，乘坐四通八达的地铁，先后参观了红场、列宁墓、红场对面的莫斯科大百货商场“古姆”，以及久负盛名，堪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巴黎卢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媲美的莫斯科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所到之处，都会遇到当地人们彬彬有礼，但却警饬谨慎的目光。
第二天，白俄罗斯奥尔沙市亚麻纺织联合体教育培训科的科长娜塔莉娅专程赶来接我们。看上去，她大概三十出头，中等窈窕的身材，穿着长款皮外套。在她白净的脸上，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尤其是深陷的眼眶、长长的睫毛和略显突出的颧骨，使整个面孔看上去更加生动，是位标准的“金发碧眼”斯拉夫族美女。
“你们中间谁会讲俄语？”见到我们，她莞尔一笑，温存地问到。
丁明廉朝我诡秘地眨眨眼，“咋地了，丁翻译官！咋就抹不开啦？”我知道，他并无揶揄之意，只想与我打趣，便一本正经地对娜塔莉亚说：“很高兴认识您，感谢您专程来莫斯科接我们！我就是培训团的俄语翻译。”
娜塔莉亚性情开朗，主动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您是在莫斯科学的俄语吧？莫斯科音很纯正！你们就叫我娜塔莎吧。我负责这次你们的培训事务，今后有事尽管找我。”她边说边向老孙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这是我们初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的笑脸。
在娜塔莎的陪同下，我们乘坐火车来到了享有“万湖之国”美誉的白俄罗斯，来到了欧洲第二大河流第聂伯河畔的水路、铁路交通枢纽重镇奥尔沙市。苏联最大的亚麻纺织联合体就坐落在这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里。
她把我们领到联合体招待所，一幢宽阔明亮的二层楼。为了保证我们的休息，每个人分配到一个单间。客房陈设简洁：一张铺着联合体生产全套亚麻卧具的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把椅子，一台苏联生产的电视机，洗漱池就安装在客房里。楼层里有公共卫生间。整栋招待所里似乎只有我们这几位客人。稍事收拾停当，娜塔莎和招待所的女经理已经走上楼来看望我们。
“怎么样，还满意吧？”娜塔莎一面问道，一面把女经理塔季亚娜介绍给我们。塔季亚娜有五十开外，一看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
“你们是我几十年来见过的第一批中国人，很高兴你们成为我的客人！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晚上会比较凉。我已安排人给你们在房间里放个电暖气，出门在外要多保重身体。还有什么需要，可随时找我。”塔季亚娜用主人的口吻，温和地说着。
在这里，我们将要度过近两个月的时间。为表达对她们周到安排的感谢，团长孙国富取出事前准备好的礼品，两对纯棉绣花礼品毛巾，分赠给两位女士。
接过礼品，望着手中提花凹凸有致、做工精细的中国纯棉毛巾，两位女士已是喜形于色。塔季亚娜激动不已地说，“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两个中国制造的暖水瓶，既好看，又耐用。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中国的商品了。瞧，这毛巾的提花多美，质地多好！我可舍不得用。”
那时的苏联，虽然拥有足以震慑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常规军力远超美国，经济实力也仅次美国，雄踞世界第二，但市场上的商品却十分匮乏。我们在莫斯科时，见到苏联最大的“古姆”百货公司，货架子成排空置，即使有一些商品，也被标注上“非卖品”，或是“样品”的字样，有价无货。要想买到像样一些的“紧俏商品”，就必须到只能用外汇购物的“别廖斯卡-小白桦商店”才能买到。很难想象，苏联的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
到达奥尔沙的第二天，在娜塔莎的陪同下，我们来到联合体的技术科。总工艺师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和机械师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已等候我们多时。他们将担任培训的授课工作。
换上工作服，在他们三个人的陪同下，开始上培训的第一课，参观亚麻纺织联合体。
这座亚麻纺织厂无论是建筑规模、先进的生产工艺，还是生产的亚麻制品门类，在白俄罗斯，乃至全苏联，都应是名列前茅的。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我终于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两本“大部头”教科书中走出来，走进了真实的亚麻纺织厂。
总工艺师帕维尔边走边介绍到，纺织厂拥有近四万纺纱锭，各类织机四百多台，漂染生产线十余条，每年可生产亚麻纱五千余吨，亚麻面料一千多万平方米。
由于白俄罗斯土地平坦肥沃，水资源充足，气候良好，化肥产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因此，白俄罗斯盛产亚麻原料，是苏联重要的亚麻种植和生产基地。
“你们没注意到吗，清淡素雅的亚麻花还是我们白俄罗斯的国花呢！在我们国徽的右侧就是亚麻花，左侧是苜蓿花。”娜塔莎不失时机地插言说道。
宽敞明亮的厂房，震耳欲聋的纺织车间，色泽明快、种类齐全的制成品展示厅，以及联合体所属的运动场、职工食堂、幼儿园和学校，无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机械师格里戈里五十出头，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大些。参观的一路上，他寡言少语，不时地掏出“巴比罗萨（一种带长纸嘴的俄式香烟，俗称大白杆）”猛抽几口。这种烟劲头很大，味道很冲，很呛人，有点儿像东北的“蛤蟆头烟”，离他老远，你都能嗅到那股浓浓的烟袋油子味儿。他那始终阴沉的脸与娜塔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因他是我们这次培训的主要讲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位目光中似乎含有“敌意”的“教官”？一阵局促不安掠过我的心头。参观结束后，我心甚怏怏地回到招待所。老孙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似乎也感受到了正在袭来的“冷漠”。
我们心里都明白，许多技术的关键问题，仿佛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但这种“技术诀窍”，英语称为Know-how-诺号，并不包含在专利技术中，而是装在掌握技术专家的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戈里已经成为我们是否能够掌握相关“技术诀窍”的关键人物。
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雪，一夜之间，把奥尔沙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骤雪初霁，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显得格外清晰，格外耀眼。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虽然招待所里早已供暖，但房间里依然不暖和，我只好把电暖气也打开，驱逐寒气。
两周的授课即将结束。格里戈里果然不出所料，讲课时摆出一副“斯鲁日巴，斯鲁日巴爷（公事公办）”的架势，照本宣科，几乎讲的都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就连我这个纺织工艺“门外汉”听着也不解渴。
老孙他们三人见状也心急如焚，抓耳挠腮，一时没了章程。别看老孙在国内、在工厂里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但他却拿这个倔强的白俄罗斯机械师没办法。
“丁翻译官，这事咋办呐？这样学习下去，回去也没法交差。你给支个招儿吧。”老孙的口气中似乎带着恳求。
“我觉得我们同格里戈里之间还缺乏感情沟通。你们想，中苏两国之间已经对峙了几十年，在许多苏联人的眼里，中国人可能就是‘背信弃义’的人。”我直率地对老孙说。
“那你说该咋办？！”老孙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问到。
“根据我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格里戈里对我们的态度还算是好的，比他态度差的人还很多。我想，我们的任务是来学习技术，不是来同他们论战孰是孰非。他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们应该主动拉近与他之间的情感，赢得他的好感。”我的话音未落，老孙似乎已经察觉到，我要打他的主意。
在北京时，我已注意到，老孙有个嗜好，只要是在一起吃饭，他总要“整几口”。来苏联前，他特意准备了好几瓶红星二锅头，以备不时之需。
丁明廉与我心有灵犀，立刻明白了我的暗示，对老孙说：“别磨叽了，拿两瓶出来做个贡献吧！”
“只要能够学到真东西，我这百十来斤就交代在这儿也没问题。差啥？！”老孙说着，嘴一撇，眉毛一扬，从行李箱掏出两瓶65度红星二锅头。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总书记伊始，在全苏联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酗酒运动”。根据有关规定，每个成年公民每月只配给两张酒票，可买两瓶伏特加；如发现公民酗酒，党员可开除党籍，公职人员可开除公职。限酒令可谓严苛。但也正因如此，“萨马哄（自酿的白酒）”也悄无声息地在嗜酒如命的酒徒中传播开来，致使大量白糖和古巴进口砂糖脱销。
真正的伏特加已然变成了“硬通货”，被我们称为“手雷”。我们寄托希望于这两枚“手雷”，去“扣开”格里戈里“感情的闸门”。
快到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了。直至今日，十月革命节仍然是白俄罗斯的重要节日，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放假，举行游行庆祝活动。
在同老孙三人商量之后，我给使馆商参处拨通了电话。使馆也认为这是拉近两国人民之间情感的契机。
我们一同找到“教官”格里戈里，明确表示希望参加游行庆祝活动。
听到我们的请求，格里戈里脸上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他兴奋地说，“庆祝游行结束后，我请你们到家里做客，咱们一起喝几杯！”
“手雷”还没抛出去，“教官”的“感情闸门”已经洞开。我们一个个窃窃自喜，乐不可支。
11月7日一早，我们一行四人穿上节日的盛装，在老孙的带领下，来到纺织联合体的大门前。“教官”格里戈里早已等候在那里。
他头戴黑羊绒皮帽，系着一条深色领带，穿着蓝灰色西装大衣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此刻的格里戈里更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他给我们的胸前一一别上喜庆的红绸结，把一面面小红旗分发到我们手中。他把我们领到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他左手边，是他心爱的小孙子阿廖沙，大概只有七、八岁。小男孩长得很帅气，头上戴着缝有小五星的“布琼尼式”小军帽。
在欢快的军乐声中，我们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随着游行队伍愉悦的人群，穿越奥尔沙最主要的大街，来到解放奥尔沙无名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束。无数双眼睛向我们投来友善的目光。
游行结束后，我和老孙兵分两路。老孙回招待所取事先准备好的二锅头，我随格里戈里去他家菜窖挑选土豆、洋葱、洋白菜。我要给我们的“教官”露两手，以增加节日的气氛。
待老孙赶回来时，一锅香喷喷的“丁式罗宋汤”已摆放在餐桌上。浓浓的牛肉汤加上白俄罗斯特有的甜口土豆、洋葱、洋白菜，还有腌酸西红柿，再撒上胡椒面，令人馋涎欲滴。我对“教官”说，“我们每天都要和亚麻纤维打交道。今天我再做道中国名菜拔丝土豆，请你帮我弄些砂糖来。”
我将雪白的砂糖放进平底锅，用小火把糖熬成粘稠、透明的液体，把刚炸好的土豆块倒入锅中一翻滚，土豆块便披上了晶莹剔透的糖衣。用筷子夹上一块，就能拉出一米来长的糖纤维。身旁的格里戈里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神奇的烹饪表演，赞不绝口。因为拔丝土豆俄语不好翻译，我就翻译成“带糖纤维的油炸土豆”，引得他开怀大笑，笑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探索中餐拔丝土豆烹饪的“技术诀窍”。
老孙代表我们，把两瓶北京二锅头酒赠送给格里戈里。我们的“教官”望着从中国背来的二锅头，欣喜若狂，眉飞色舞。他把酒倒进玻璃杯中，足有一两多。在与我们碰杯后一饮而尽。气息香馥、醇厚甘冽、清香纯正的二锅头直把他烧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忙抓起一段酸黄瓜，用鼻子狠狠地嗅了一下，把酒劲儿压了下去。待他醒过味来，才看到酒瓶商标上写的65度字样。
“好烈的酒，太过瘾了！”格里戈里的面颊已被烈酒烧得通红。“我都干了，你们也要喝干！”
我对老孙三人说，“这酒看来是非喝不可了，否则他会认为咱们不够朋友。”说完，我举杯，来了个一口闷。见状，老孙三人也喝干了杯中酒。
几杯酒下肚，格里戈里已是谈锋颇健、豪放大度，极具幽默感。丁明廉往酒瓶盖子里倒了一些酒，用火柴一点，“腾”地冒起了蓝色火苗。然后他指指格里戈里的嘴，玩笑地抽出一根火柴，示意要“点燃”他口中的酒。昔日阴沉的脸早已酒酣耳热、笑逐颜开。
下午，到了当地人喝午茶的时间。格里戈里摆出家传的俄式茶炊“萨马瓦尔”，市场上罕见的方糖，一瓶鲜牛奶，一碟新鲜柠檬片，一些自家烤制的甜点，款待我们。造型别致的“萨马瓦尔”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记得在莫斯科参观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时，俄罗斯著名画家库斯托季耶夫1918年油画作品《商妇品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画中就有这种铜制茶炊，很像中国的火锅。但俄式茶炊只是用来烧开水。人们把沏好的酽茶倒入茶杯，约三分之一，加入方糖或蜂蜜、牛奶和柠檬片，拧开茶炊的龙头，注入开水，一杯飘香四溢的茶便制作成功。
“这种茶炊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现在茶炊是紧俏商品，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格里戈里坦诚的回答，使我立即打消了不现实的念头。
节日过后，格里戈里继续担任我们的“教官”。他把几十年做亚麻纺织机械师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融汇到授课的内容中。他还采取了现场授课的做法，把一些通过图纸也无法了解的内容记下来，带我们去机修车间，请老技师拆开零部件，直观地讲解结构和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一个多月下来，我们都感到收获颇丰。我们已经与格里戈里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11月26日，我们早早结束了课程，回到招待所，然后分头去商店。因商店商品实在单调、匮乏，只买到了一些鱼肉罐头。这一天是丁明廉的生日，我们准备为他庆贺一番。
正在准备生日晚餐时，我们的“教官”手捧一束鲜花，拎着一个大蛋糕，与他的同事一起来到招待所。见到丁明廉，他一把紧紧地搂住寿星，给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热吻”。看样子老丁是第一次领教这种“殊礼”，一时涨红了脸。在我的寝室兼办公室里，我们同白俄罗斯的朋友们，一道为丁明廉过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生日。
进入12月份，天气越来越冷。一天，我从电视新闻节目中了解到，12月7日，在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列宁纳坎和斯皮塔克两市发生了6.9级大地震，整座城镇被夷为平地，已有两万多人罹难，近五十万人无家可归。
从电视中我看到，列宁纳坎市一所小学校的废墟中，一次就运出了五十多具儿童的尸体，痛不欲生的家长们在残垣断壁中哭泣着寻找着自己的孩子，一些还活着的人们在瓦砾中呻吟着呼救。画面催人泪下。
苏联全国各地发起了紧急救援活动，人们纷纷捐款、捐物、献血，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数百列火车和无数汽车，装载着药品、衣物、食品、帐篷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各地救灾队伍也纷纷赶往灾区。我们所在的白俄罗斯和奥尔沙市的人们也已行动起来。
我把了解到的灾情，立即向培训团团长老孙做了汇报。老孙问到，“你有啥主意？说来听听，我会全力支持你。”
“我们是在这里短期培训，所带的经费也很有限。是否能每个人捐一百美元，聊表我们对灾区人民的慰问？这也是我们与苏联老百姓沟通感情的契机……”我话音未落，老孙三人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我和老孙一起把捐款送到亚麻纺织联合体工会，然后返回到技术科，继续参加培训。
中午。我们再次来到每天就餐的职工食堂。只见正对着大门的柱子上，一张鲜红的纸上写着以联合体工会名义发的感谢信，我们几人的大名跃然纸上。
感谢信写道，正在我们亚麻纺织联合体参加培训的几位中国同志，在听到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后，发挥了国际主义的援助精神，为亚美尼亚的灾民捐助救济款。对中国同志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深表衷心感谢！向中国同志学习！
未待我们醒过神来，娜塔莎带领着职工食堂的全体厨师和服务人员，已经穿着整齐地迎上前来，为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束鲜花。他们将我们带到大餐厅旁的小餐厅就座。
只见桌子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午餐，有“黑黄金”之美誉的鲟鱼籽酱，香甜可口的红菜汤，俄式土豆鸡蛋沙拉，主菜是罐闷牛肉，配上食堂自制的酸黄瓜和刚刚出炉的黑列巴。我们几人看得馋涎欲滴。
丁明廉望着我问到，“咋整出这麽大动静啊？！”
我们来到奥尔沙，一直吃大灶，职工吃啥我们就吃啥，肚子里的油水也不多，还没正经开过洋荤呢。因此他的问话我一点也不稀奇。
娜塔莎见我们几个人干坐着，谁也不动刀叉，甜蜜地笑着对我说，“大家不必客气，这是食堂专门为你们准备的。以后你们就到这里来就餐。”
老孙没听完我的翻译，早已按捺不住，朝着大家说：“咱们来苏联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就体验一把，差啥？！”说完，他率先举起了刀叉。
我们捐款的事情不翼而飞。白俄罗斯国家电台、电视台，以及当地的真理报，对我们进行了追踪报道。一时间，我们成了当地的“名人”。
几天的小灶吃下来，老孙三人又犯开了嘀咕。按当时短期出国的规定，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八美元。照这样吃下去，恐怕连伙食费都交不起了。
“海嘉，你去工会打听一下，照这吃法，每天要付多少伙食费，别到时候出洋相，那可就磕碜了。”老孙与我商量着。
来到工会主席的办公室，我把我们的担心做了面陈。
没想到，工会主席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笑着问道，“中国同志们这些天吃得是否满意？”
“我们非常满意！”我不假思索地说。“但是我们每天的伙食费很有限，这样吃下去，我们恐怕要付不起餐费了。”
工会主席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们满意就好！实不相瞒，我们工会委员会已经召开过特别会议，大家一致赞成为你们提供免费的中、晚餐，而且免去你们来奥尔沙以来的伙食费。大家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国同志的衷心感谢。”
更令我们出乎意料的事情再次发生。
当我们结束培训，即将离开奥尔沙返回祖国前，工会主席再次把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为我们每个人赠送了一套精美、雅致的俄式茶炊。
我们自然喜出望外，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在我略感疑惑之时，我望见了我们“教官”格里戈里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苏联早已解体。我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白俄罗斯，这个昔日“喀秋莎”火箭炮的故乡，早已成为中国的好伙伴、好朋友，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合作伙伴。
白俄罗斯有句名言：“友谊和兄弟之情胜过所有的财富”，白俄罗斯人民常说:“牢固的友谊利斧难破｡”中国人民也有句名言:“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
这个造型典雅、色彩浓郁的茶炊，记忆着一段美好的往事，它是中、白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它时时点燃起我心中珍藏至今、温馨的情愫，常常回想起难忘的奥尔沙！(作者：丁海嘉 文化部外联局原驻外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