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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闭幕，会议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首份《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以及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构筑包容性增长的价值链将对世界经济、贸易与增长格局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前，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幅下降。过去三十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然而，由于需求疲弱、成本升高、贸易摩擦增多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全球贸易增长进入十分低迷的时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将降为2.8%。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也低于GDP增长。低迷的贸易增长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前景造成负面影响。从未来重振全球贸易发展看，要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在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提高资本和技术的配置效率、扩大全球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与合作水平。特别是如何借助G20的平台积极构建面向下一代的贸易政策新框架，这对实现全球新的增长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多个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以全球价值链以及增加值贸易核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也首次将改革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纳入了APEC合作议程，并在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全球价值链合作发挥了引领作用。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APEC 成员间关系日益密切，东盟一体化、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推进。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均做出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融入产业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将进入一轮深度整合期。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新体系归结起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中间产品跨境流动在全球贸易中占主导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完成最终产品和服务提供之前，这些“中间环节和阶段”需要通过多次跨境流动，在内容上必然表现为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迅猛发展。这与传统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主要内容是最终产品；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模式下，跨境流动的主要内容则变为“中间品”。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近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1938年仅为0.7%，1948-1990年为6%以上，1990-1997 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联合国《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附加值贸易对发展中国家GDP 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OECD统计进一步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系的价值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区域贸易协定(RTA)迅速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却割裂了区域内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两国或多国交叉连接，各种条款规则又不尽一致。这种“意大利面碗”RTA实际上增加了商品跨国流通的复杂性。更严重的是，RTA的发展导致“竞争性区域集团”的形成，分散了投入WTO多边体系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弱化了WTO的执行力，阻碍了全球化进程。
据估算 OECD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可降低 10%的潜在贸易成本，中低收入国家大约可降低15.5%。因此，领域逐渐从传统的“边境上壁垒”（on-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第一代”贸易由化）延伸 “边境内壁垒”（behind-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国内规制改的“第二代”贸易由化），同时要求“跨边境互通互联”（cross-border interconnections）。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值贸易份额逐年提高，与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动密不可分，这是其不断深入参与价值链并转型升级的结果。联合国《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世界经济新兴发展有显著贡献，附加值贸易对新兴发展中国家GDP 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展最快的亚太地区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的两倍，而且远远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WTO和 IDE-JETRO（2011）发现亚洲产业间存在高度的互补性，这既是亚洲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原因，同时也是亚洲经济依存度提高的结果。亚洲对于供应链和生产网络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以增加值计算，1990 年至2012 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增速是亚洲之外地区的两倍，其中亚洲区内贸易额中60-65%为中间产品贸易——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国际产业链中，日本、韩国等将中国作为生产链的终端，中国则需要从东亚较发达经济体进口半成品和高技术零部件，同时从东盟进口能源矿产等大宗品，然后将制成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循环。（作者：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