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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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在这一阶段里，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发展能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高增长红利衰减的根本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放缓
在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内，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然而究其根本，现实需求 “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投入激发丰裕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的产出潜力；随着闲置丰裕资源不断调动，经济产出基数不断放大。一方面，作为产出潜力的丰裕资源的市场价格水平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作为动力来源的稀缺资源的边际产出效率逐级递减，面临着劳动力、资源、环境三大方面的约束强化。
在过去三十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2000-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但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旧常态”特征也尤为突出。
一是“高投入”：以资本投入为例，我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二是“高消耗”：我国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三是“低效益”：以边际“资本—产出”效率衡量，已经从1978年的3.7倍上升至目前的5倍左右。
而另一方面，近年来全要素增长率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十二五”的7.4%左右，逐步降至2016-2012年的平均6.5%左右，且增长趋势缓慢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并在2013年跌落至0值附近的历史低位。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Governance Center)和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通过各自的方法计算我国经济TFP的历史走势，均显示相同的趋势，即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我们充分享受到“开放红利”，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整体来看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保持在4%-8%的高位。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一个显著的拐点，我国经济TFP跌落至零值附近。
从经济核算角度看，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解为五个部分：资本投入（非ICT）、ICT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对五个部分的增长来源进行分解，发现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原因。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只要靠资本投入（非ICT类）对增长的贡献达到5.97%，是拉动经济的绝对主力。除开资本投入，其他增长动能明显乏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贡献分别为0.14%和0.10%，我国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对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经济低全要素生产率VS高资产负债率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放缓的一个显著表现来自于内部资本形成变化，特别是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 1996-2012年期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ICOR数值明显偏高。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的增长，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这势必带来投资效益的下滑和实体部门偿债能力的下降。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之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无法理清，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这样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从经济发展潜力看，可以深度挖掘的增长空间依然存在，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2013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为7.1%，连续三年下降但依然领先其他国家，而绝对量依然仅为美国的17.1%，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2015我国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8016美元，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以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效率革命。摆脱我国经济增长困局，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着力解决 “低效率洼地”问题。
首先，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其次，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第三，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从未来发展来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为了进一步适应这种新形势，已经出台的负面清单制度还应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及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四，下大力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第五，全面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打造良好的要素环境。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比重从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估计到2020年这个支出占比有可能提高到40%-45%，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大头。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推动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另一方面，加大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投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生态恶化仍是制约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投资。应加快天然林保护区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的绿色投资，实现向低碳、资源有效利用的绿色经济转型；推进能源革命，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加快大型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加快沿海省份核电的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等循环经济工程。
最后，立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提升中国产业价值链。
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工业4.0”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全面升级。
一是应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严重供给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所以，要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的投资强度。
二是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三是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
四是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理念和政策导向。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制造业2025战略”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同时，可以借鉴日本等国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推动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