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一轮产业与科技革命的全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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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数据来源：OECD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当前，国际产业力量加速调整，国际经济体系变革进入了深水区和空前复杂期，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展开更为激烈的博弈与角力，主要体现在一些新产业和新科技领域，因此，中国亟待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一、基于全球价值链对世界经济的新挑战
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未来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应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主导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层次改变。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1938年仅为0.7%，1948年-1990年为6%以上，1990年-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3年已经达到18.7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但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全球价值链加强了全球经济的协同，放大和加快了冲击的国际传导，放大了全球贸易增长或下降的波动风险。原因是链条上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位于不同国家，造成中间贸易品跨境贸易频繁，从而贸易量受冲击的程度被放大；同时全球供应链条高度复杂，各环节联系精密，其中某一环节发生问题，通过结构效应和供应链效应将很快传递到整个贸易生产链条。
结构效应针对全球价值链上对外部收入变动更为敏感的特定产业和地区，如耐用品部门和东亚地区。当危机来临时，消费者通常先大幅削减耐用品消费，对必需品的消费下降较少。2008年耐用品占全球贸易比重接近40%，耐用品贸易的大幅下降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贸易量萎缩幅度超过GDP萎缩幅度的重要原因。东亚地区由于更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变得更易受美国和欧盟经济周期的冲击。
供应链效应指全球价值链的内部特征会加快或放大商业周期的冲击程度。如链条上中间品跨境贸易对系统性贸易冲击的敏感度显著上升；供应链上任意节点因商业周期冲击而进行的存货调整，会沿着供应链快速传导，存货在相应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很可能放大商业周期的冲击程度。
第二，全球价值链放大了中间品进口比例高的企业受关税影响的风险。这是因为全球生产链的延伸拉长使中间进口品多次穿越国境，每次小额关税的积累终将拉高出口企业实际承担的关税负担。OECD关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政策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总出口关税只有4%，但换算成出口国内增加值所负担的关税时（即中国出口商实际负担的有效关税），升高到了17%，高于美国、欧盟、日本、越南等国。
第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跟随企业可能面临“低端锁定”风险，并引发社会、环境、劳工条件、职业安全与健康、就业保障等诸多问题。面对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不合理性，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层次，需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所呈现的市场日趋碎片化，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体系。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端的终级采购商和品牌商，凭借其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技术标准和品牌等掌控，通过全球排布供应链，将价值链下端中间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他国，不仅缓解了本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并从中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而且通过合同关系牢牢控制着全球供应商。
总而言之，全球价值链对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源包括：经济风险（如需求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能源短缺、关税波动、劳动短缺、边境延误、所有权或投资限制、汇率波动）；环境风险（如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疾病传染）；地缘政治风险（如冲突与政治紧张、进出口限制、恐怖主义、腐败、非法贸易与有组织犯罪、海盗）；技术风险（如信息通讯阻断、交通基础设施故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