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解析“全面两孩”如何“全面”
|
|
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1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全面两孩”的实施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项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哪些新内涵和新意义，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又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期访谈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一一为您解答。
欢迎您翟院长。
翟振武: 各位中国网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友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全面两孩”正式实施了，哪些人是符合这个“全面”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群？在这个文件正式颁布之前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否属于“超生”呢？
翟振武: 两孩”政策以后，哪些人属于政策的目标人群？这个目标人群其实是全中国所有的合法的育龄夫妇（15到49岁）已婚妇女中，只有一个孩子的，这个人群大概有1.5亿人左右。但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中，有一部分按照现行政策是可以生第二个孩子的，所以要把她们刨除掉。比如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的政策。如果农村妇女第一个生育的是女孩，就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男孩的话就不能再生了，这样平均起来叫做“一孩半”政策。所以，在农村的妇女，第一个孩子如果是女孩的话，按现行政策就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只有在现在农村妇女中，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按现行政策不能生第二个了，所以，这批人是新的“二孩”政策放开的人群。
还有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原来不允许生第二个孩子，但有了“单独两孩”和“双独两孩”政策，他们可以生第二个孩子，这部分人也要刨除掉。把这两部分的人刨除，从1.5亿人群大概减去5000万左右。所以，“全面两孩”政策囊括进来的目标人群大概是9000多万，这是“二孩”政策实施后目前看到的，囊括进来的可以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妇女的人数。
您刚才讲到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前生的孩子是不是属于“超生”，也分两种情况。在政策实施前原来就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的，在这个政策下生完全是合规合法的。但在这个政策实施前的九千多万妇女中，如果有人生了第二个孩子，按照原来的政策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所以，在政策实施前生下第二个孩子的（不包括怀孕），显然属于计划外的生育，我们也叫做“超生”。因为任何一个法律政策总有实施的时效和时间，这是一个人为的时间了。1月1号开始实施之前当然就算超生，1月1号之后的就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
中国网: 刚才您提到“育龄”，请问一下“育龄”是怎样的一个年龄区间。
翟振武: “育龄妇女”在人口学和生理学上的定义是15到49岁，在这期间妇女处在生育年龄，这是一种标准定义，所以，我们讲育龄都是15到49岁。因为15岁，妇女一般来说已经有例假，可以排卵、有生育能力了，到49岁以后大量妇女有停经绝经的情况，所以，平均来说50岁以上的妇女不再具有生理上的生育能力，所以我们定义在15-49岁。
但现实中这个年龄定得还是比较低。随着教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20岁大学毕业的，我们婚姻法规定女性20岁结婚，所以，在15到20岁只有很少的女性真正加入生育行为，所以定义是15到49岁，但事实上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在20岁到49岁之间生育的。
中国网: 虽然国家现在全面放开“两孩”，但很多家庭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年轻夫妇，由于生活压力比较大，生育养育成本比较高，可能他们并不愿意真的去生第二个孩子。您认为国家是不是也要更新相关配套措施，比如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育龄女性的就业问题、生育保险问题、产假及陪产假等一系列的问题做一些更新，解决这一人群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敢生”第二胎呢？
翟振武: 您说得很对。在大城市中很多年轻夫妇面临工作压力、收入压力、住房压力等等，所以在生育孩子方面有的不愿意多生，有的只生一个，甚至少部分人一个孩子都不生，我们称其“丁克家庭”。在大城市中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降低也是正常的，因为从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来越降低。所以，可以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城市里的生育意愿就比农村低，这和城市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
城市里面年轻夫妇生育意愿降低，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有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养老保险制度，就不需要像老一代人“养儿防老”，所以生育意愿是降低的。随着城市化发展过程，生育意愿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低。
第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现在的条件下仍然想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现实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使得他们不敢生。因为在城市里和在农村里不一样，生第一个孩子要花费很多的精力，生育、照顾、培育孩子成长，占了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再生第二、第三个孩子就会占用更大量的时间，所以，工作压力、就业压力、自身发展的压力都很大。
现在在招工就业当中，有的年轻女性其实还是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很多单位愿意招收男性，不愿意招收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女性只生一个有的地方都有就业的歧视，现在还要生两个，还要再培育、抚育孩子成长，就业方面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她自己的发展，时间上就有了竞争性，为了照料孩子和家庭，在工作和职业发展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更少，在生活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翟振武: 在城市里养育一个孩子的生活成本还是要比农村高得多，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本来就很高，随着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养育成本还会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压力也会很大。养育一个孩子住房面积小一点就可以了，如果再生第二个孩子房子还要更大一些。还有照料孩子的时间，城市里节奏比较快，要按时上下班，而农村种地没有定点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里养孩子）就需要人来照料，需要老人来照料或者需要幼儿园的支持。所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育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种资源越来越多。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妇女的生育意愿在不断降低，而且生育孩子面临的压力和困难也比较大。在这一方面，国家可以做很多方面的工作来支持、鼓励、帮助妇女能够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
比如，现在生第二个孩子也会延长产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第二，在生育保险方面也会继续提高力度。妇女生育总要有资金方面的支出，我们有“计划生育”的保险，加入了保险以后现在能有一定的补偿，当然还是应该继续提高补偿力度。第三，对于妇女就业的保护政策要落实。第四，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及时跟上。比如生育，医院要大规模投资，使生育第二个孩子能得到很好的医疗保障，不要生孩子建卡都建不上，甚至要到各个医院、私人医院去生孩子。第五，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还要大规模的建立起来。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妇女一人生四五个孩子，这样还是都有托儿所、幼儿园上，离家也近，但现在城市里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没有达到遍地都是的程度，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方方面面应该提出更多的措施，能够支持、帮助、鼓励妇女按照自己的愿望生下第二个孩子。
中国网: 我们刚才聊了“敢不敢”生的问题，还有“能不能”生的问题。在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育龄妇女有9000万左右，但其中60%在35岁以上，50%是在40岁以上，属于高龄产妇。在生育风险和服务方面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甚至会直接影响“二孩”出生的数量与质量，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翟振武: 这个问题在中国很特殊，因为我们有”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结构有凹有凸，并不平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出生了相当大一批人，当时一年的出生人口大概是2500万，最高是1963年出生了2900万人。到了1975年以后，出生人数迅速下降。现在我们看到的9000多万育龄妇女中能够生“二孩”的目标人群中年纪大的比较多，40-49岁只有10个年龄组，但这个组大概占到9100万人群的50%，将近有4500万人是40岁以上的，这反映了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特别大。而年轻人群的人数就少一些，从15岁到29岁这15个年龄组的人才占到9100万的50%。所以，在“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中，年纪大的偏多。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数字，统计研究的结果，35岁以上的占到60%，40岁以上的占到50%，这些人还处在育龄期内，生理上可以生孩子。但随着年纪越大，生育风险也会越大，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像高血压、心脏病方方面面的风险都会比较大。在这方面，我们的妇幼保健领域和医疗领域要提高服务质量，能够确保这些妇女安全的生下第二个孩子来。降低风险，从技术上是能够做到的。有高龄产妇甚至是45到48岁的妇女生了第二个孩子，有这个先例，是可以做到的。在全国层面上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提高，大幅提高保障。人类辅助生育的医疗技术还比较成熟，包括试管婴儿，在解决不育不孕症方面我们的医学进步还是很快的。所以，只要有意愿的话，绝大多数的妇女还是能够生出第二个孩子的，但确实是在医疗保障、安全和降低风险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投入，未来几年要大力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中国网: 在医疗中妇产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除了妇产科之外，儿科大夫的问题也比较严峻。因为儿科大夫本身在我国就属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全面两孩”会使得这种现象更加严重。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这一矛盾，让儿科大夫的供求关系适应当今的新形势？
翟振武: 这是“全面两孩”实行之后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压力，第一大的压力是孩子要生出来，接生，未来我们会面临一个小的出生高潮，现在一年大概生1600万，将来会到2000万，这对我们的接生能力就是巨大的考验。
接生之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要到医院里，需要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这时候儿科医生就是我们要面临的第二个巨大的挑战。在中国的现状，恰恰是妇幼保健和儿科医生都比较缺乏。我们的妇幼保健能力，经过这些年，能力提高了，质量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仍然不足。儿科医生更加不足，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儿科医生专门的培养需要从大学开始，经过七、八年的时间，现在人才培养体系缺失，我们没有儿科专业的大学生，都混合在一起叫做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的人将来可以从事儿科，也可以从事妇产类，也可以从事内科，因为比较通用，选择度也高了，专业的儿科大夫反而就比较少了。
二是专业的原因，我们的儿科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体制下，儿科医生收入比较低，儿科在医院里获取利润的能力也是比较弱的。儿童能吃多少药呢，它和别的病，像搭一个心脏支架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量的医生也流失了，需求还是很旺盛的。
所以，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短缺，二是现在的机制下整个儿科比较薄弱。“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以后，我们会面临新的出生高潮，过几年儿童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短板，儿科的建立和扩容，儿科医生的加速培养应该是当务之急。
当然培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现有的医生当中，可以调剂、转行、快速学习，尽力迅速扩大儿科医生的队伍，扩大儿科医疗保障的能力，才能使“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得更好，也能让亿万育龄妇女能够安心、顺利、安全的生出和养育自己的孩子。
中国网: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网友普遍关心的话题，现在我们回到政策本身，为大家解读一下政策。“全面两孩”已经正式实施了，我们知道在2008年国家就推出了关于生育政策调整“三步走”的计划和思路：第一步是“双独两孩”，第二步是“单独两孩”，第三步就是“全面两孩”。您觉得现在正式推行“全面两孩”是不是一个比较恰当和成熟的时机呢？在2015年您也预言过，“全面两孩”政策最快要在2016年年初实行，2016年才刚刚开始就正式实行了，是不是多少有一点刻不容缓的感觉？
翟振武: 现在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考虑、论证提出的政策。您刚才说从2008年国家事实上就开始了生育政策比较大规模的调整，在2008年之前我们生育政策也进行过调整，只是没有引起新闻界和群众这么大的关注，我们只是把一孩和二孩之间的间隔在全国取消了。以前农村地区可以生两个孩子，但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的生育时间有间隔，多数地区规定间隔四年以上。包括现在北京市的生育条例，生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也是必须间隔4年以上，这是以前的条例。
从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8年左右，大概全国20个省就把生育间隔政策取消掉了，这也是生育政策的一个调整。有些省虽然没有明文取消生育间隔，但其实也变相取消了限制。比如北京市规定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间隔四年以上或者女方28岁以上，就是说你满足其中任一一个条件，第一个孩子生完再生第二个孩子要间隔四年以上，或者女方只要达到28岁以上生第二个孩子就不用管间隔。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很多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快28岁甚至28岁都过了，所以生育间隔对这些妇女并没有限制作用，这个政策在2000年以后就逐渐开始了。
到了2008年以后逐渐开始启动生育数量调控的政策，先是“双独两孩”，然后是“单独两孩”，最后是“全面两孩”，这是一个连续、平稳、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把生育政策从原来的“一孩”政策一下子调整到“两孩”政策，避免大起大落，走了一个逐步的“三步走”方针。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这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保证了我们生育人数平稳的变化。
翟振武: 在2013年“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当时读一下“全会决定”就可以看到，这句话之后紧跟着一句话，“继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内涵就是“全面两孩”。所以，应该说在两年以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了解情况的人来说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继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当然很明显就是指“全面两孩”政策。所以很多人在“三中全会”后问“全面两孩”政策什么时候有时间表，因为有中央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事实上酝酿、讨论、研究的过程是一气呵成的，设计考虑“单独两孩”政策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全面两孩”政策，整个这个政策是一个体系过程，都已经考虑到了。
所以，当时说过了几年，大概在“十三五”期间“全面两孩”政策就可以实施了。2016年正好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所以，我觉得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计划的，不应该觉得意外，既不觉得太快，也不觉得太迟。如果了解情况，可能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时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一个出生高峰，这个高峰在2016年会比较高一些，因为要受孕怀孕2015年不会有太多的孩子出生，到2016年会更多一些，2017年也会有。
“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开始实施，真正第一批的孩子应该是在2017年下半年出生，而真正的出生高峰应该是在2018和2019年，所以这两个出生高峰错开了。“单独两孩”政策实现了自己的平稳过渡和错峰功能，接着“全面两孩”政策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实施。这还是一个设计得很完善，逐步“软着陆”的过程。
中国网: 国家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成体系和长远、全面地考虑的。
翟振武: 这不是拍脑袋就决定的。经过了一百多场的论证，征求了几百名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调研，经过了论证和研究。这是一个大的政策，涉及到亿万群众和家庭。
中国网: 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是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而在最新出台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把“提倡”改为了“全面实施”。虽然这两种说法的内涵与意思基本一致，但措辞上的细微变化是否也体现了政策倾向上的一些改变呢？
翟振武: 我觉得没有改变。因为中央新发的决定，事实上它起草孕育过程比较长。在那个时候就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而不是“提倡”，在“五中全会”公报上也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五中全会”公报以后，在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时候，大家看到的词句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修改的时候继承了原来的法律条文，原来写的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现在把“生育一个孩子”改成了生“两个孩子”，所以“提倡”还是在的。当然在法律上讲的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要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当然在政策上规定就不能生第二个孩子。“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当然政策就要有新的规定，也不能生三个孩子。所以，在中央最近下发的“决定”里“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我认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是具体政策的部署，而法律是指一般法律条文反映的这样一种倾向和精神。我国从当时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走向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中央的决定是具体的决定部署，我觉得在精神实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网: “全面两孩”的实施，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您如何评价这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在历史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是不是推行了“全面两孩”就意味着“计划生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呢？
翟振武: 第一，我们讲“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很多人讲“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这样来评判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在1980年，中央发了一封对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员、团员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我们从1980年起党和国家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当时这个要求在城市里大概能够达到95%，农村能够达到90%，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很多人都认为从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但事实上到了1984年，中央又下发了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文件，叫做《中共中央的七号文件》，在那里面实际上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农村大部分地区主要是汉族地区都变成了“一孩半”政策，已经改变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在城市里还是维持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1984年经过大的政策调整以后，应该说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两孩政策”“三孩以上政策”的多种政策组合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所以，应该说是几种政策都有的混合的体系。
比如，从1984年一直到2012年、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之前，我们主要的政策是“一孩政策”，覆盖整个中国人口35%，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实行。所以，新闻媒体和一般能发声的人都说现在实行的是“一孩”政策。这些人中城里人可能比较多，所以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其实“一孩政策”在中国只覆盖了35%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了53%的人口，主要是汉族农村地区。还有“两孩政策”，在全国大概覆盖9.3%的人口，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深山区和贫困地区，占到人口将近10%。另外还有百分之零点几，实行的是“三孩”以上的政策，主要包括少数民族中的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村，像西藏的农村就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不过，确实“独生子女”政策和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核心思想是在“全面两孩”之前的主要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到“全面两孩”政策，确实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所围绕的这样一个政策体系已经结束了，现在所有的合法夫妇都可以自由的来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重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从今天突然一下子结束或者开始的，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从1984年逐步过渡，到今天应该说是“独生子女”政策和思想形成了这样一个政策体系，退出了我们这段历史。
翟振武: “独生子女”政策的退出也有很多原因和必然性。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和提出“独生子女”的政策的当时，是因为人口增长非常快，人口形势很严峻。当时一年出生的人口是2800万，高的时候2900万，刨除死亡人口，一年净增长人口达到2300到2500万之间，净增长的人口比现在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还要多，所以，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压力非常大。在那个时候，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或者说是“独生子女”政策，当时就很明确的表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暂时的政策，因为人口形势严峻。当这种严峻的形势扭转了，就可以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当时这个政策的提出是为了抑制人口过快过猛的增长，而且还说得很明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0年，30年以后我们的人口形势缓解了就会实行不同的政策。从1980年、1981年到2013年“单独两孩”开始实行正好30年多一点，到2015年实行“全面两孩”30年多一点的时间。应该说“全面两孩”的政策，要说从孕育，30年前就埋下了孕育的种子，只不过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人口形势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所以就可以实行“全面二孩”的政策。
当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发展轨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左右，相当于六十年代的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这是巨大的下降，这是人类四分之一国度里完成的人口转变。在这样短的时间，我们的经济社会还不是很发达的条件下，我们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这在全世界都是受到高度瞩目的。像有些欧洲国家用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中国用了很短的，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使得我们人口形态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时代。现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处在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时代，在这之前他们都经历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时代。所以，中国现在的人口形态和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已经和发达国家没有区别了。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中国的人口要是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会比现在多三到四亿。现在13.7亿，如果再多3到4亿是17亿多人口，对中国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压力都会更加的巨大。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中国网: 您的意思其实现在“全面两孩”依然是“计划生育”中的一个部分，只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调整和完善。
您也提到我们推行“全面两孩”政策是希望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人口结构，缓解我们的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这个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您的期望值是什么样的？
翟振武: “全面两孩”政策包含了很多方面的目标和期望值，它不是单一的。有人觉得中国人少了，要多生一点，我觉得“全面两孩”政策调整目标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口总量13.7亿，已经非常庞大，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全面两孩”政策调整以后人口总量会比原来不调整政策有所增加，有所增加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口结构，不是单纯为了增加人口总量，虽然会增加人口的总量，但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人口总量。
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是要追求人口均衡的发展，既要调控人口过快过猛增长，同时要让人口结构不要过度老化，劳动力不要过度减少，家庭不要过度的规模缩小。所以“全面两孩”政策对调整人口结构，对缓解劳动力未来的供应，对改变家庭结构和家庭的规模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又不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的老龄化能够起到缓解作用，能够降低老龄化的速度。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老龄化的这种长期的趋势。中国将来依然还会继续老龄化，只是速度比以前慢了一些，程度比以前低了一些。比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未来的老龄化，大概到2050年左右会比不实行“全面两孩”政策降低3个百分点。到那个时候6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能够从占36%左右，降到32%、33%左右的水平，能够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同等老龄化程度到来的时间向后推迟一段时间，它起到一个缓解和降低的作用。
翟振武: 中国未来还是会老龄化，全世界人类都在老龄化，这是必经阶段。缓解老龄化是政策的目标，确实有作用。关于对未来劳动力的供应，中国劳动力每年减少几百万，原来我们有9亿3000多万，现在降到了9亿1000万，每年降三四百万的水平，但我们劳动力整体上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9.1亿到9.2亿（15到59岁）的劳动力人口，这个量还是很大的。现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全部劳动力总和是7.48亿，中国劳动力是9.1到9.2亿，比他们多出1.6到1.7亿，所以，劳动力总量还是非常丰富。但从2022年开始我们劳动力下降速度会加快，从现在到2022年我们劳动力下降速度还很缓慢，在“十三五”期间下降速度缓慢，到2022年以后下降速度就会加快。中国的经济坦率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劳动力数量的快速下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伤害。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还是需要时间和过程，所以，劳动力的转化和下降不能太快，太快会对经济有伤害。
所以，现在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大概在2030年以后就会比原来政策不放开的条件下，补充进很多新的劳动力。按照测算，大概到2040年到2050年，跟原来政策不变相比能补充3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所以对缓解未来劳动力的供应短缺，提高我们经济增长潜力还是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最主要还是为了能够改善人口结构，达到一个“优生”的效果。目前“少生优生”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但在不少地方“少生和多生”，“不生和超生”的矛盾依然存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您认为新政策的制定有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的情况？在这一政策落实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翟振武: 您说得很对。大家都说中国生育率已经比较低了，总和生育率1.6左右，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当中平均要生1.6个左右的孩子。但这是全国的平均数，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内部差异比较大。像北京、上海很多年轻夫妇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愿意生一个孩子，但到了很多农村地区生两个孩子的比比皆是，家家户户都生两个孩子。你要到更贫穷的一些地方，发现生育率还是很高的。所以，中国内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因为生育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比较贫穷的地区、比较落后的地区、农业占主要成分的地区生育水平还是比较高，人们的生育愿望比较强烈。所以，我们“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还要继续坚持。
我们讲的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讲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生第三个孩子仍然违反政策，仍然要处理，包括征收社会抚养费等等。所以，这次“全面两孩”政策是指都能生两个孩子，但意味着还是不能生第三个孩子，还是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如果没有这种意思在里面，你就变成全面放开了，而不是“全面两孩”政策了。
中国网: 以前的“独生子女”甚至是“单独两孩”期间，国家卫生计生部门的重心还是在控制人口方面，可能会着重于发放准生证，核实准生情况等等。现在“全面两孩”放开了，虽然还没有全面放开，但已经允许普通家庭都能生两个孩子了，国家卫生计生部门的工作重心是不是也会有所转移？您认为今后这些相关部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哪些？
翟振武: 您说得很对。我们从准生证谈起，现在大家一般讲办理“一孩”、“二孩”准生证。事实上“一孩”、“二孩”准生证在全国都已经改成叫做计划生育服务证，不叫准生证，淡化了批准审查的色彩，变成了计划生育服务证。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名称的变化，就反映了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变化。以前办理准生证，批准生不生，进行核查检查，进行计划生育的落实，调整人口数量是一个重点工作。随着调控人口数量的压力变得越来越轻，而且我们工作的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现在全国多数人80%以上的认为生两个孩子已经足够了，真正生三个到四个的已经不多了，所以计划生育调控对象比以前少得多了，所以，“计划生育”的工作从以数量调控为重点转向以服务为重点，转向对人口结构的调控为重点，生殖健康服务和支持家庭发展这样政策的落实成为它的工作重点。数量的调控依然存在，但今后越来越向“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服务方面转折，前些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转折，准生证名称的变化和修改在全国已经统一了，这就反映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不再是去调控去讲政策，而是强调了服务，重点越来越放在了服务方面。
中国网: 相关部门的服务工作也要跟得上，才能和我们的生育政策相匹配。我们刚才提到说从2008年到现在经历了生育政策“三步走”的过程，到现在第三步已经走完了，或者说正在走，您认为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有“第四步”，比如放开“三孩”“四孩”或者全面放开的情况？
翟振武: 这个会有的。因为生育政策是根据人口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的，中国的生育政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生育政策从1984年就开始不断的调整，经过了90年代、2000年取消间隔，从“单独两孩”、“双独两孩”再走向“全面两孩”，随着人口形势发生着变化，它不断在进行着调整。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应该觉得意外。
现在是“全面两孩”政策，会相对稳定一段时期。因为在未来的四、五年，我们的生育率会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将来等到累积的能量释放完以后，再回落到正常。现在我们的生育水平大概1.6个孩子，在有政策限制的条件下是1.6个孩子，在“全面两孩”的政策下，正常以后，生育水平能够维持在1.7、1.8的水平。这样一个水平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设定的目标，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维持1.8左右，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过高过低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所以，“全面两孩”会相对稳定一段时期，但是今后生育率仍然会降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像日本和欧洲生育政策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但他们在1.5、1.6甚至1.4的水平上很长时间了。所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生育率水平还会继续降低。在这个时候取消生育限制就会被提上日程，使得生育率进一步维持和提高一点。再进一步降低，我觉得有可能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那时候生育率比较低了，从人口的发展来说，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来说，1.8左右的生育率比较合适，如果长期在1.5、1.6当然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鼓励。现在在俄罗斯、新加坡和一些欧洲国家，他们都实行的是鼓励生育的政策。虽然不是有很明确的政策，但有很多措施，比如补贴奶粉，发放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的补贴，各方面福利的提供和增加，我觉得都可以算作鼓励生育政策的措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未来中国也会走到这样一步，但这有待于未来人口形势的观察和发展变化。
中国网: 也就是说其实“全面两孩”依然是一个阶段性生育政策，将来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进一步的做出调整和完善。
翟振武: 事实上在未来，从人口发展变化来说，未来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可能也不会引起现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可能就是生两个，所以说可以生三个、四个、五个只是少部分人关注，多数人不会像“全面两孩”这样关注。因为现在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停留在生育两个孩子，按照现在的调查，60-70%的年轻人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所以引起很多人关注。等到再过八年、十年，我们人均GDP翻番，我们经济继续发展，社会保障程度进一步发展，那个时候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会下降，这时候即使是生育政策的调整，它的影响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巨大。所以，“全面两孩”政策还是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步。
中国网: 非常关键。感谢翟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给大家提供如此详细的解答。本期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文字/主持/责编：黄婉晴 图片：张若梦 摄像：孙宇 王宇迪 导播/后期：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