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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时,正好赶上该国第一部《语言法》出台。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哈萨克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主权国家。在近三百年的沙俄和俄罗斯的统治下,俄语早已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哈语全面萎缩退化,成为一种仅局限在家庭生活与劳作范围内的部族语言。为了拯救哈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下令制定《语言法》。根据这部《语言法》规定,哈语成为官方语言,俄语成为交际语言,哈国的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等载体承载的内容要有一半是哈语的。这个法律规定对哈国而言即是好事,但同时也是难事,各类媒体立刻感觉到它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到哪里去寻找如此大量的哈语内容?要制作哈语新节目又到哪里找到所需的资金和好的节目题材?这个难题使我感到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机遇。在对《语言法》内容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我把构想方案向大使做了汇报:充分利用我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语资源,将国内优秀的影视作品推介到哈国,增进哈国对我国的了解。在得到大使赞同后,我来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他们沟通了想法并制定了具体操作方案。由于我国有较良好的民族政策,国内哈萨克民族语言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很强的哈语翻译力量,他们不但把每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翻译成哈语,而且把成部的电视连续剧也翻译成对口型的哈语节目,以满足当地哈萨克族观众的需要。于是,在经过新疆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后,通过党委宣传部,源源不断地给使馆送来了各种内容的电视片拷贝。我的任务是将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与文化内容的片子推介到哈国各大电视台去播放。
我第一个想到要去见见塔玛拉,相信她一定会有办法帮我实现这个工作构想。在她的办公室,我见到她已不再是愁容满面,热情地用上好的咖啡招待我。在得知我手里有一大批“宝贝”时,她主动向我建议,可以将这些难得的电视节目送到哈萨克国家电视台,她的朋友在那里担任电视台总裁,边说边拨通了电话,将我介绍给她的总裁朋友。
当我把《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过把瘾》等古典和现代题材的电视剧节目放到哈国电视台领导们眼前时,他们如获至宝,因为这些哈语节目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因《语言法》的出台后,他们正愁着找不到哈语节目,急得只好把前苏联时期拍的许多俄语电影加配哈语播放,收视率可想而知。在哈国国家电视台播放这些节目后,许多电视台便主动找上门来,我这里立刻成了源源不断的哈语节目供应站,其中包括哈国最有名的“哈巴尔”电视台,那里的总裁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女儿。每到一个电视台,我都会得到贵宾的礼遇,成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时间一长,就都成了好朋友、老朋友。我粗略地统计过,在哈国主要电视台播放介绍我国文化内容的节目每年超过五、六百小时。在播放《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时,阿拉木图-这个当时哈国首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情景。在播放《三国演义》时,当播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时,观众的电话打到了电视台主编室:“这么好的人怎末就斩了呢?”,观众看得入了迷。由于转录信号不稳定,屏幕上出现“雪花”和画面抖动,总统府也打过电话询问情况。哈国上下一时间都沉浸在“中国电视年”的气氛之中。我在哈国的姐姐塔玛拉也自然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铁杆粉丝”。
1997年正月初二,我把塔玛拉和她的助手,还有几位文化艺术界的朋友请到自己“家”中做客,向他们展示一番“中国厨艺”文化,也希望让他们了解中国人如何欢度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在“家”里过年会使哈国的朋友感到更加温馨。大使让厨师帮我做了几道凉菜,使馆的大师傅是特级厨师,几个拼盘做得精美绝伦,色泽艳丽色形相映,雕龙刻凤栩栩如生,别说吃的感觉,就是看着也令人馋涎欲滴。我拿出看家的本领,为他们准备的热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溜鱼段、葱爆羊肉、红烧牛肉、炝爆鱿鱼卷、地三鲜……,还有屡试不爽、外国人最爱吃的“丁氏罗宋汤”和拔丝土豆,凉的、热的、甜的、咸的一应俱全。塔玛拉和她的朋友们来了,一进门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光棍”男人的住所:不但窗明几净,家具摆放齐整,地上一尘不染,而且厨房和卫生间都打扫得井然有序。哈萨克男人一般是不做家务活的,因此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中国外交官是怎样过日子的,塔玛拉和她的助手甚至做好了帮我洗衣服的准备。更让他们唏嘘不已的是我的厨艺。把他们请进家门、落座,正式表演开始:光是我的刀工就很了得,各种时令菜蔬和肉类在刀下变成条状、片状、块状,鱿鱼在我手里经过划刀,热水一焯变成了他们从未见过的鱿鱼卷,再配上鲜绿的柿子椒、橙黄的胡萝卜片、嫩白的洋葱片,几分钟一道菜出锅,撒上胡椒面儿,色、香、味俱全;再看我做拔丝土豆,更是看得目瞪口呆,雪白的砂糖在锅里变成粘稠液体,刚炸好的土豆块一翻滚就披上了晶莹剔透的糖衣,用筷子夹上一块,就能拉出一米来长的糖丝,因为拔丝土豆俄语不好翻译,我就翻译成“带糖纤维的油炸土豆”,他们一听全乐了,笑得前仰后合。丰盛的午餐给塔玛拉和其他朋友不但带来全新的味觉享受,也带来好朋友间的浓情厚意和愉悦的心情。在书橱上正好挂着我写的一首诗《雨中情》:萧风瑟雨催春寒,寂寞空庭花枝残;昨夜淅沥声未断,唯见翠草独盎然。把诗的大意翻译后,塔玛拉心领神会,一定要在诗前与我合影留念。她半开玩笑地对其他几位朋友说,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海嘉是个哲学家、是诗人、还是厨师和医生,你们看我多有福气,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好兄弟!她通过诗的含义看出我思念祖国,思念亲人和孤独寂寞的心迹,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转移我的心绪。经她这样一介绍,话题转向中国古老的哲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文学艺术,还有中国烹饪文化……。朋友们谈得酣畅淋漓,我也早忘了想家。
1997年香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按照国内指示,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举办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展览和相应庆祝活动。这类活动不属于两国文化交流协定约定项目,国内只提供大型摄影展览图片,其他办展条件都需同驻在国商定。我再次找到塔玛拉,同她商量办展事宜。她很有经验,对我也直言不讳,认为香港回归中国的确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根据哈国情况不易把活动搞得太政治化,否则会影响一些人参与活动的考虑。她建议把展览办在卡斯捷耶夫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在她陪同下,我们开车来到艺术博物馆,馆长乌玛尔别科夫教授早已恭候在大门外。馆长是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老相识、老朋友,没容得我开口,塔玛拉已经把展览场地的事敲定下来;我同副馆长商定举办展览的一些细节和开幕式后举办冷餐招待会的事宜。没用两小时,《共同举办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大型摄影展协议书》已由我代表使馆,乌玛尔别科夫教授代表博物馆正式签署。塔玛拉在回来的路上高兴地对我说,海嘉,我们的效率有多高,一切事情都像在油上行走(俄语谚语,形容一切顺利)!开幕式那天,博物馆内外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中国的大红宫灯、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紫荆花红旗把壮观典雅的博物馆点缀得格外靓丽。开幕仪式由乌玛尔别科夫教授主持,中国大使李辉和哈国文化部副部长致辞,四百多名受邀嘉宾、留学生和各大媒体工作人员欢聚在一起,祝愿中国繁荣昌盛、香港前程似锦。塔玛拉和她的朋友们满面春风地走到我面前,举起手中的香槟酒,庆祝我们的合作再次取得圆满成功。哈国新闻界对我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持续了半个多月,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哈国领导人也纷纷致电中国,祝贺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期间,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追寻、查访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人生最后几年的历史。时间到了1998年,这项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我找到了当年把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冼星海带回家的哈萨克族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个妹妹,冼星海当年的好朋友萨科里斯基的女儿柳德米拉,以及好朋友叶谢托夫的夫人卡拉沙什;拜卡达莫夫的姐姐达娜什写的回忆文章(冼星海曾在她家居住将近一年,在1993年9月她刚过世);冼星海当年赠送纪念品的照片和许多登载回忆文章的前苏联报刊杂志,与这些见证人的合影照片和谈话录音。在哈国著名汉学家克拉拉和拜卡达莫夫大女儿芭德尔甘帮助下,我写了一篇纪念冼星海,颂扬中哈友谊的长篇文章《睦邻友好大合唱》。拿着这篇即将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我找到塔玛拉,希望她成为文章发表前的第一批读者。她边读文章边擦拭泪水,可以看出,她被文章中的故事深深打动,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文章写得太感人了,我想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有我同样的感受。你肯定又有什么计划了,说给姐姐听听,看我是否能帮到你?”。“我已以大使的名义给国家文化委员会(文化部已改为文化委员会)、外交部和市长分别起草了三封信,今年江主席要来工作访问,如果上半年来我们准备在冼星海故居举办纪念牌挂牌仪式,如果下半年来我们准备举办一场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俄语是她的母语,为了表达更准确,她帮我修改了三封信中的几处修辞,对我说,“这件事是两国文化领域的大事,我再以文化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这件事的态度,你们给外交部和市政府送信时可以把文件附在里面,他们会更加重视。”第二天,文化委员会的文件已经打印出来,还请我的老朋友卡谢依诺夫主席签了字。塔玛拉亲自陪我到中央音乐厅,与国家交响乐团的领导乌杰奥夫和哈国最负盛名、曾获列宁勋章的指挥家阿布德拉舍夫一同商定音乐会的有关事宜。一路绿灯,一切事情都是那样顺利。我能深深感受到,塔玛拉是在把我这个弟弟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做,甚至比做自己的事情还要认真。1998年7月3日江泽民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为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10月7日在中央音乐厅中国大使馆和哈国文化委员会隆重举办“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这两场活动,塔玛拉既是策划者、组织者,也是热情的参与者。在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下,1999年10月7日,阿拉木图市长赫拉普诺夫批准我们的申请并发出市长令,决定将市内的弗拉基米尔大街重新命名为冼星海大街,这是哈萨克斯坦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今天,这条大街是游客必到的地方,旁边一条平行的大街是拜卡达莫夫大街,用当年两位患难与共朋友加战友的名字命名的两条比邻的大街,象征着中哈两国人民之间神圣的友谊。
1999年初,我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哈萨克斯坦。三年的时间,使我对这片土地产生了特殊情感,离别时依依难舍,因为这里有我众多的哈萨克朋友,还有一位就是我哈萨克斯坦的好姐姐,她的名字叫塔玛拉。十多年过去,这份珍贵的情谊依旧。每逢想起她,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送去一份深深的思念。(作者:丁海嘉 文化部外联局原驻外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