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情况并非异常”

4月4日，包括安徽省疾控中心主任任军在内的专家再赴阜阳调查，采样化验。一个家长站了出来——当晚，张曼丽的父亲答应，将孩子的遗体捐献给医院。此前，在“死者为大”的观念下，若干家长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最终，这些专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确诊”。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调查在继续进行。

这确实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病原的确定需要依靠流行病学调查作为辅助手段，这种调查关系到大量的采样，包括病者身体状况、生活环境等资料的搜集。可以说，从采集标本到最后得出病原，是一个依赖着大量采样、分析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专家调查过程中，大批疑似患者涌入了阜阳市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孩子们大都反复发热，疱疹出现在他们的手部、臀部和口腔。患儿大多来自农村，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被爷爷奶奶抱着的留守儿童成了医院中的“主力军”。

这种混乱又增加了感染的危险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疾控中心与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科的专家们都表示：虽然成人往往不会发病，但经过与患者密切接触后，有携带病毒的可能。这种隐性感染者如果四处流动，就会成为一个个长着脚的传染源。这也是同一个村庄虽然有三四千人，却往往只有一例或几例患者的原因。

如同病毒，流言也在城中传播。有人说这是猪的口蹄疫传到人身上了，有人说是“人禽流感”，还有的直接说“小儿非典”来了！流言让人们更加恐慌，尤其是对封闭的农村居民，这让更多人冲向了医院。混乱中，病毒有了更快的传播速度——专家称，EV71病毒主要通过人群间的密切接触传播，包括飞沫。

4月15日，一篇名为《有关人士就近期阜阳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以下简称《答记者问》)的报道，同时出现在包括《阜阳日报》、阜阳电视台等当地主要媒体上。报道是问答式，没有记者署名，也没有注明谁是回答者。

“答者”对阜阳市民称：“最近市里的确收治了几例呼吸道感染并且有严重并发症的患儿，有几例已经死亡。春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今年与前几年比较，发病水平并没有增高，此种情况并非异常。”

对“此病有传染性吗”的疑问，这份新闻稿解释到：“经疾控中心专家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患儿家庭及他们所接触的人群，至今未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请转告群众不要担心。”而对“是正常现象吗”的问题，回答是“和正常年份同期相比，没有特殊性”。

但此刻，一群流行病学、临床、检验专家正在紧张工作中。安徽省卫生厅已向卫生部求援。《答记者问》在电视上播出时，卫生部派出的首批专家就在赶往阜阳的路上。16日凌晨，他们到达了阜阳。

谁签署了这份新闻稿？

新闻通稿源于一份6页的打印文件，它在4月14日被发至阜阳主要媒体。第一页的抬头正中央上签着“请××安排刊发——杜长平，14/4”，其后还有第二人的签字——柳廷峰。

文件的前两页是一篇题为“媒体采访疾控中心专家”的文章。就是此文以《答记者问》的形式，一字不差地出现在阜阳媒体上。签字者杜长平，就是2004年因“大头娃娃”事件受到行政记过处分的阜阳市副市长。2004年春，安徽阜阳市189例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陆续患上一种怪病——“大头”，其中12人死亡。当时，《信息时报》采访杜长平时，杜称“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

疫情公开后，有媒体质疑《答记者问》涉嫌“以谎言辟谣言”。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副主任冯立中表示：《答记者问》不是阜阳市政府提供的，而是专家组的意见。当时社会上谣言比较多，卫生厅和阜阳市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先公布一些信息。但“《阜阳日报》报道不全面——实际上，专家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呼吸道感染和手足口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到了那份文件，与《阜阳日报》刊登的文章进行对比后确定，两者完全一致——“手足口病”始终没有出现。

另有媒体报道：文件的第二位签字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柳廷峰称，4月14日，专家组初步调查结果为“排除非典、禽流感，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没有提到手足口病。

是专家没有知会阜阳市？还是阜阳官员隐瞒情况？5月6日，阜阳市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两位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专家没有给出手足口病的结论。

4月15日过后，请假的孩子纷纷被送回了幼儿园，或者出现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但也有细心的家长发现：接下来的两天里，一些幼儿园和医院门口悄然贴出了“关于手足口病的防治措施”的宣传单。

16日，阜阳市颍泉区区直幼儿园召开了“紧急会议”——该园一名叫王震雨(音)的3岁男孩前两天死去了。直到孩子的奶奶来索赔，老师们才知道，他是因“怪病”夭折。幼儿园开始每天给孩子量体温，检查上颚和手足，并每天喷撒“84消毒液”。只要有孩子稍有发热，便让家长领回。这些措施，园方没有任何解释，让家长们莫明其妙。原定18日上午在该园举行的“如何预防春季上呼吸道疾病”的专家讲座也“因故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