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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再难也要改
近几年,高尚全投入了极大精力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他提出“政府改革”,与他前些年发展“民本经济”的主张一脉相承,甚至是一枚硬币之两面。政府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民本经济的发展,发展民本经济必然要求政府改革;民本经济搞上去了,政府改革也就有了条件,政府改革必须顺应民本经济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动者、设计者,现在,改了一圈,改回来,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高尚全认为,所谓入世,主要是政府要入世。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阻力都是来自于政府转型的滞后。政府改革已成为改革的焦点。
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十一五”期间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是低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猜想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项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高尚全也仔细掂量过改革的难度。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能掐痛吗?掐痛了会不会松手?
政府自我革命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再难也要改。在论述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时,高尚全用了“越位”、“缺位”两个词。“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担当投资主体,干预微观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不够,责任意识不强。“越位”的要“让位”,“缺位”的要“补位”。政府改革的复杂道理,他用了三个词就说清了。
除此之外,这两年他一直致力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工作。高尚全有一个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会上,能把自己近年来的某些观点吸收进大会报告或决议中。
其实,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过辉煌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他与刘国光、吴敬琏、杨启先等人是这个“突破”过程的参与者、亲历者;
1986年,他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人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4年,他和研究会同仁提出“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这个观点被吸收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当然,也有没被接受的建议。譬如他建议,党的全会作出决定前,可以先建立网站,发布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广泛征求意见。
在经济学家中,高尚全是个不善演说的人。但他非常讲究表达的准确和深入浅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
——在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定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简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编入中学课本。而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28年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