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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原因导致监管乏力
危废层层转包、交易猖獗，对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也折射出相关监管长期乏力的严峻现实，而监管方面存在的不足则与危废处理设施有效供给不足、督察及检测力量薄弱、行业管理秩序混乱、法律法规不完善、对企业负责人监督执法不严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危废交易难以从根源上被遏制。
首先，环保设施供给不足，和化工生产能力极其不匹配，危废处理价格高昂。业内人士指出，化工产品原材料投入产出比约是1.3至1.5比1，即生产一吨成品，将产生三五百公斤危废，医药行业危废产生比例更高，但只有小部分危废能按有关环保标准进行处理。
记者调查了解到，我国危废实际处理能力长期滞后，危废处理价格持续飙升，目前常州当地处理一吨危废的费用超过8000元，上海则涨到一万元以上。
一位东部发达地区的环保基层干部对记者坦言，由于危废品从鉴定、花费及认定困难重重，动辄一个鉴定要花30多万元，而他们部门一年的支出也就是100多万元，大量的疑似危废品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其次，国家环保部门监管有难处。据了解，2015年下半年，国家环保督察人员曾和地方环保部门一起去东部某市督察一家做颜料的企业，发现台账登记危废总量与理论总量有明显出入。这位国家环保督察人员在企业内发现，空旷处有地方长了草，有地方没长草，当即叫来挖掘机刨开地面，发现大量含醌的有机胺。
“挖出来的危废，中心人员估算有十来吨，但地方环保人员说只有两三吨。这种情况下，地方同志坚持他们的判断，我们也只能做做笔录，没办法跟进。”参与督察的环保人士说，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一些省份危废检测力量薄弱，也阻碍危废环境执法。记者了解到，环保人员在相对欠发达的一些中西部省份发现危废，需送到东部沿海省份官方认定的机构检测，随后要花几个月才能出结果，贻误了执法良机。
再次，危废相关规定粗线条。泰州市公安局环保支队支队长朱金华反映，他们在处理泰兴1.6亿元危废非法倾倒案时发现，一些企业倒卖废酸，但辩称废酸不是危废，而是下游企业的工业原料。对于这一说法，相关条例并未作出区分细则，基层在执法过程中常常遭遇困境。
此外，对企业负责人的监督执法不严。受访者指出，在几起曝光的危废污染事件中，受罚的多是抓获的交易者、运输工，而危废产生单位及转包、倾倒企业负责人并未受到惩罚。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说，任何企业违法都有具体人执行，如果仅仅处罚直接责任人，不处罚企业负责人，难以遏制危废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