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上要当一把剑,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对待人民群众我愿意做一头牛,为他们耕田种地;对环保系统的这些环保工作者,我愿意做一把伞,为他们挡风遮雨。周生贤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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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后排右二)一起视察佳木斯市松花江污染监测断面。(段松君 邓佳)
松花江不会忘记
2005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周生贤接到通知,到中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还在着手准备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说心里话,我对林业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虽然感到任环保总局局长有很大的压力,但对此我有信心。”他坚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刚刚宣布任命,周生贤便出席国务院防治松花江污染会议,然后到林业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六点半他已经赶赴冰天雪地的东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环保总局一位处长表示,“甚至还没有见到周生贤的面,”他“就去现场了”。
到了佳木斯,他坚持要到监测点去实地察看。佳木斯分布着3个监测断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当地领导说:“看一个就行了吧?”周说:“不行,3个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环保部门的人说:“冰薄,路滑,站在这里能看见。”他说:“站在这里看不清啊!”趟着积雪,沿着浮桥,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个取样点,与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询问每一个细节:多长时间取一次样,什么时候会加大取样频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风寒。
在此期间,“前线”和总局的工作两不误,周生贤安排两位副局长分别在黑龙江和北京协助工作。在前线,他组织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增信释疑,引导舆论,为老百姓赶制喜闻乐见的年画……
佳木斯市环保局局长葛凤岭向《小康》回忆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两点钟,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到后期显得很疲倦。面对紧张的工作局面,他着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当周离开佳木斯的时候还没有痊愈。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贤说:“松花江是当地的母亲河,要爱护她,利用她。这次松花江环境污染的教训,是切肤之痛,震惊了世界。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履新环保总局下猛药
此前海外媒体曾把中国的环保局,列为世界上最尴尬的四个部门之一,暗讽部门对自身职能履行上的尴尬。周生贤对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隐讳地指出,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上任伊始,周生贤即施以猛药,推行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2月8日,在检查佳木斯一些企业排污情况时,周生贤对随行的环境监察人员说:“我们环保的权威从何而来?就是通过严格执法,来树立环保部门的权威。”当日他签署就任后的第一个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随后,环总局连续否决七个大项目;其后,又叫停11家对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查处了10家大型违法项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周生贤透露,以前在林业局,晚上十二点后一般没有电话。而到环保局后,一个晚上甚至四五个电话。环保总局局长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见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贤严厉批评了当前存在的破坏环境的开发行为。他明确表示,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环保目标,必须坚决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而关键就在于把好“环评”这个重要关口。
周生贤还在环保系统内部推行环保官员问责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环保指标,地方环保官员乃至政府官员完不成就不能提拔,显示新一轮的环保问责风暴正在展开。
“不廉洁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据同心县的一位干部回忆,周生贤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位置一直不关心。当时任命周为同心县委书记的时候,周还在百余里外的红寺堡植树造林。周当时的职务是同心县副县长,在造林时,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批下来了,上面说由你来担任。回忆此事,周说当时觉得这是朋友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按照报上去的名单,怎么也不会是自己。于是继续在一线指挥造林播种。结果第二天早上组织上就到县里宣布了任命结果,县委书记周生贤。这回接到组织电话的周生贤才从一线赶回县里。这也被一些人戏称说:“周生贤植树,回来就能当县委书记。”
谈到这件事情,周说:“我最讨厌跑官要官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这儿来跑官要官的,肯定无法得逞。”
记者来到周出生的地方,一个用泥坯围起来的院子里面盖了几间房子。周的弟弟周生辉还住在这里,他现在镇上作纪委书记,但自己还在种地,跟当地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据记者了解,周的弟弟当年军队转业回来成了民办教师,转正的需要考试,结果只差1.5分。而当时周生贤就作同心县的县委书记,弟弟找到他,他却死活不肯帮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绩很好。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周部长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这么多年了还在乡里。稍微说句话至少也该作个县领导了吧?”以至于当地很多人说周生贤有点不近人情。
《小康》记者看到旧庄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一位当地的干部说:“前几年镇上安自来水,自来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想修过去。但周的父亲坚决不让按,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安自来水,咱们也不能搞特殊。”
快要离开韦州的时候,随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诉记者说“周的父亲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县里领导。”因为当地的风俗,汉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这个时候,周已经是部级领导了。“只要说一声,县里肯定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是周家就是没有跟县里说。”
家庭让我放心
周生辉还记得, 1969年前后,刚毕业回来的周生贤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气,用驴车把新娘子拉回来了,简短的仪式,就算婚礼了。
谈起自己的家庭,周说:“家里这方面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孩子也都比较争气,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个孩子,都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孙子。”
“我跟我们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单位的事她不管。我现在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开支,一切都由老伴说了算。我们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家里的大事她问我,但是我这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过大事,也没有问过我,都是她在那儿开支。”
采访中《小康》了解到,除了不准夫人参政。周也明令禁止秘书把自己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其他人,特别是想来办事的。
同心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县某工厂工会的领导之一,当时按照规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可以转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报到县委后,结果时任同心县委书记的周生贤首先就把自己妻子从名册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银川后,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周生贤始终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时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为子女)品行都比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庭现在非常和谐,所以这样反过来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如果我们谈到五点多,老伴就要来电话,问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饭了。”周生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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