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上要当一把剑，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对待人民群众我愿意做一头牛，为他们耕田种地；对环保系统的这些环保工作者，我愿意做一把伞，为他们挡风遮雨。周生贤如是说。

2005年12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后排右二)一起视察佳木斯市松花江污染监测断面。（段松君 邓佳）

松花江不会忘记

2005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周生贤接到通知，到中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还在着手准备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说心里话，我对林业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虽然感到任环保总局局长有很大的压力，但对此我有信心。”他坚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刚刚宣布任命，周生贤便出席国务院防治松花江污染会议，然后到林业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六点半他已经赶赴冰天雪地的东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环保总局一位处长表示，“甚至还没有见到周生贤的面，”他“就去现场了”。

到了佳木斯，他坚持要到监测点去实地察看。佳木斯分布着3个监测断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当地领导说：“看一个就行了吧？”周说：“不行，3个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环保部门的人说：“冰薄，路滑，站在这里能看见。”他说：“站在这里看不清啊！”趟着积雪，沿着浮桥，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个取样点，与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询问每一个细节：多长时间取一次样，什么时候会加大取样频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风寒。

在此期间，“前线”和总局的工作两不误，周生贤安排两位副局长分别在黑龙江和北京协助工作。在前线，他组织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增信释疑，引导舆论，为老百姓赶制喜闻乐见的年画……

佳木斯市环保局局长葛凤岭向《小康》回忆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两点钟，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到后期显得很疲倦。面对紧张的工作局面，他着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当周离开佳木斯的时候还没有痊愈。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贤说：“松花江是当地的母亲河，要爱护她，利用她。这次松花江环境污染的教训，是切肤之痛，震惊了世界。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履新环保总局下猛药

此前海外媒体曾把中国的环保局，列为世界上最尴尬的四个部门之一，暗讽部门对自身职能履行上的尴尬。周生贤对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隐讳地指出，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上任伊始，周生贤即施以猛药，推行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2月8日，在检查佳木斯一些企业排污情况时，周生贤对随行的环境监察人员说：“我们环保的权威从何而来？就是通过严格执法，来树立环保部门的权威。”当日他签署就任后的第一个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随后，环总局连续否决七个大项目；其后，又叫停11家对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查处了10家大型违法项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周生贤透露，以前在林业局，晚上十二点后一般没有电话。而到环保局后，一个晚上甚至四五个电话。环保总局局长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见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贤严厉批评了当前存在的破坏环境的开发行为。他明确表示，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环保目标，必须坚决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而关键就在于把好“环评”这个重要关口。

周生贤还在环保系统内部推行环保官员问责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环保指标，地方环保官员乃至政府官员完不成就不能提拔，显示新一轮的环保问责风暴正在展开。

“不廉洁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据同心县的一位干部回忆，周生贤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位置一直不关心。当时任命周为同心县委书记的时候，周还在百余里外的红寺堡植树造林。周当时的职务是同心县副县长，在造林时，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批下来了，上面说由你来担任。回忆此事，周说当时觉得这是朋友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按照报上去的名单，怎么也不会是自己。于是继续在一线指挥造林播种。结果第二天早上组织上就到县里宣布了任命结果，县委书记周生贤。这回接到组织电话的周生贤才从一线赶回县里。这也被一些人戏称说：“周生贤植树，回来就能当县委书记。”

谈到这件事情，周说：“我最讨厌跑官要官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这儿来跑官要官的，肯定无法得逞。”

记者来到周出生的地方，一个用泥坯围起来的院子里面盖了几间房子。周的弟弟周生辉还住在这里，他现在镇上作纪委书记，但自己还在种地，跟当地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据记者了解，周的弟弟当年军队转业回来成了民办教师，转正的需要考试，结果只差1.5分。而当时周生贤就作同心县的县委书记，弟弟找到他，他却死活不肯帮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绩很好。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周部长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这么多年了还在乡里。稍微说句话至少也该作个县领导了吧？”以至于当地很多人说周生贤有点不近人情。

《小康》记者看到旧庄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一位当地的干部说：“前几年镇上安自来水，自来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想修过去。但周的父亲坚决不让按，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安自来水，咱们也不能搞特殊。”

快要离开韦州的时候，随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诉记者说“周的父亲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县里领导。”因为当地的风俗，汉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这个时候，周已经是部级领导了。“只要说一声，县里肯定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是周家就是没有跟县里说。”

家庭让我放心

周生辉还记得， 1969年前后，刚毕业回来的周生贤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气，用驴车把新娘子拉回来了，简短的仪式，就算婚礼了。

谈起自己的家庭，周说：“家里这方面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孩子也都比较争气，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个孩子，都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孙子。”

“我跟我们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单位的事她不管。我现在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开支，一切都由老伴说了算。我们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家里的大事她问我，但是我这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过大事，也没有问过我，都是她在那儿开支。”

采访中《小康》了解到，除了不准夫人参政。周也明令禁止秘书把自己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其他人，特别是想来办事的。

同心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县某工厂工会的领导之一，当时按照规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可以转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报到县委后，结果时任同心县委书记的周生贤首先就把自己妻子从名册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银川后，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周生贤始终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时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为子女)品行都比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庭现在非常和谐，所以这样反过来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如果我们谈到五点多，老伴就要来电话，问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饭了。”周生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