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称“管不了”
村委会一工作人员透露，希涛公司是镇里招商引资的企业，村里根本管不了。对方说有味不一定有毒，“咱也不是搞专业的，只能管到这一步。”
对于希涛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孔凡国和村民们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检测报告是希涛公司自行委托环保局做的，而且只是常规检测。更重要的是，这只是2007年的检测，“之前的呢？癌症不是一两天就能得上的。”
对于村民反映的希涛公司污染的问题，村委会一负责人称，2000年左右曾发现该公司往村边地头倒垃圾，当时就找过他们。如今，村民们因为臭气整天闹，村委会也多次找过该公司，但对方说各种手续齐全，有味不一定有毒，“咱也不是搞专业的，只能管到这一步。”
村委会一工作人员透露，希涛公司是镇里招商引资的企业，村里根本管不了。村委会老主任也坦言，当初选场地时也不知道要建什么厂，等到生产才知道是化工厂。
孔凡国等村民称，希涛公司虽然打着技术开发的旗号，实质上是一家生产化工产品的化工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化工厂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是1000米以外，该公司并不符合要求。
希涛公司郝姓负责人解释说，公司是对化工原料进行深加工，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化工厂是有区别的，没有必要距离居民区1000米。
“1997年那时，环保并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顺义区环保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关于化工厂的相关规定是在希涛公司建厂之后出台的，当时环评并非像如今这样严格，“只要盖个章就行。”
“这关系到群众的生命安全，镇政府高度重视。”去年12月25日下午，木林镇党委一名相关负责人称，对于后王各庄村村民反映的癌症问题，镇里已让村委会和希涛公司进行相关检测，但从结果看并不能与癌症产生直接的关系，目前相关部们仍在协调此事。
调查阻力越来越大
“村里管不了。他救不如自救。”孔凡国说，他除了继续调查，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外，还组织村民抗癌防癌。
一面是“空气发臭，水质变糟”，一面是各种检测合格报告。
“村里管不了。他救不如自救。”孔凡国说，他除了继续调查，向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外，还组织村民抗癌防癌。去年7月份，他和几名村民每人捐出200元，用于复印倡议书及购买100本抗癌防癌的书籍，免费向村民发放。
随着调查的继续，孔凡国发现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孔凡国说，发倡议书时，相关部门不让提“癌症频发，死亡增长”，只让说如何防癌抗癌；他想准确算出村里的癌症发病率，于是到顺义区疾控中心咨询，对方只说有点高，但没告诉他怎么算；村民们不认可村委会的水质检测报告，但相关部门不接受个人委托检测；就连顺义区殡仪馆也不愿提供这几年后王各庄村的死亡人数，先是要村委会开介绍信，后来又称“有规定不能提供”。
“一个死人的数据有什么机密的。”去年12月25日下午，在顺义区殡仪馆门口，孔凡国捏着村委会的介绍信，嘟囔着“干点事儿怎么这么难”。
最近几个月，孔凡国每天早上8时出门，拿着《社情民意调查表》挨家挨户做调查，到晚上10时才回家。
孔凡国的妻子在外工作，上初中的女儿只能每天吃方便面或剩饭。但最让他失望的是，做调查时有些村民不配合，还说他收了希涛公司2万块钱，“有时我在想，做这件事值不值得？”
有热心的村民鼓励孔凡国，要他一定要坚持，要为全村和子孙后代讨个明白，“究竟是什么导致癌症集中发作？”
对此，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林景星教授表示，“癌症村”的调查取证有相当大的难度。
林景星曾到全国多个“癌症村”调研，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
而对于类似受污染的村庄村民要想拿到证据，林景星曾坦言很困难，“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
林景星花了3年的时间，耗资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做出结论。
市里责成区疾控中心调查
在癌症阴影笼罩着的村里，村民们谈癌色变。每个人都在担心，“下一个得癌症的会不会是我？”
将村里癌症频发的原因调查清楚需要几年，孔凡国和后王各庄村的村民心里都没底。
不过他们知道，这个谜底一天不解开，村民只会继续活在癌症的阴影下。如今村民已是谈癌色变，每个人都在担心，“下一个得癌症的会不会是我？”
据村委会统计显示，该村常住人口从2006年前的1100人，下降到2006年的1051人，2007年则降到了1029人。
“包括死亡和迁出的。”村委会一负责人解释说。村民则称，自从癌症频发后，一些有点钱的村民都举家迁往他处。
村民们恐惧癌症，除了死亡，还有治疗所需的大笔费用。
去年12月25日，后王各庄村村委会会议室，桌子上散落着数本“合作医疗手册”。“这两年癌症报销的特别多。”一名村委会工作人员说。
“宁可不检查，装不知道，也不能把家败了。”后王各庄村多名五六十岁的村民说，虽然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普通的农村家庭仍承受不起治疗癌症所支付的巨额资金。
60岁的孙淑玉曾住在村中心，在村边建的养猪场存栏五六十头，老伴在村委会工作，儿子工作也不错。一家人也算丰衣足食。
孙淑玉说，2005年10月她确诊患上白血病后，花钱如流水，房子卖了，儿子的汽车卖了，五六十头猪卖了，全家只能搬到猪场住。
“花了30多万，算是败了家。”孙淑玉说，家里只有老伴和儿子挣钱，都花在给她治病上了，她觉得自己拖垮了这个家。
2003年，23岁的孔令齐被癌症夺去生命，留给年过半百的父母则是治病所欠下的四五万元债务。
“干脆不治，别花那冤枉钱。”56岁的孟庆荣今年确诊为胃癌，医生说要手术，这个钱家里可以凑凑，但一听每月还要化疗，他立马从病床上起来回家了，现在靠吃药维持。
孟庆荣坦言，自己的确不想给晚辈找麻烦，更何况还有一个老父在世需要花钱。
因治疗费用太高，一些得了癌症的村民开始求助于江湖郎中，没有听说谁被治好，只是村里来卖药、卖保健品的增多了。
也有一些村民开始寻求精神寄托，祈求“神明”庇佑，患癌的求康复，没病的求远离癌症。
去年12月21日，顺义区疾控中心称，北京市有关部门已责成他们对后王各庄村的癌症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有结果一定会尽快通知村民。
另一个消息是，为配合新农村建设，后王各庄村村委会将会在村北打一口新机井，村委会称水质检测已经通过，不久就会建成使用。
如今，孔凡国的调查还在继续，调查表上的死亡名单也在逐渐加长。就在他们“收获”各种检测合格报告的同时，去年岁末，后王各庄村又新确诊3人患癌：一个胃癌，一个膀胱癌，一个肝癌。（采写/本报记者 耿小勇摄影/本报记者 王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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