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 一个改良主义者之死

2011年10月08日15:17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关键词: 皇族内阁 保路运动 重庆访函 辛亥年 士兵 立宪运动

端方(1861~1911)

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1911年11月27日,清末重臣、满洲翘楚端方客死四川资州,死因为新军哗变。同时遇难的,还有随端方赴川的六弟端锦。

职位最高的牺牲者

是年12月23日,民军代表将端方兄弟的首级“置之西油盒中”,传之武昌,请黎元洪验看。随后,其首级被游街示众,鄂省商民“闻其首级解到,纷纷鼓掌,路过街衢时,商民围观,几同异宝”。有文士颇为惋惜端方之死,见首级而诵《后赤壁赋》: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清末四大能臣,时人臧否,称“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四大能臣中,张之洞于1909年病逝,岑春煊、袁世凯、端方在皇族内阁成立前后先后下台,纷纷退隐。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仅数月,就被人参以办理孝钦后(慈禧)陵差(即慈禧太后丧葬事宜)不敬而被革职。参奏端方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李国杰称端方私自遣人给葬礼拍照,“全无心肝”,并在风水墙外安设电线杆,破坏风水。

1909年,以袁世凯和端方的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是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识彻底破产,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如果不是1911年川鄂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端方的政治前途,或将在1909年终结。鉴于端方曾任职川鄂,并有显赫政绩,清廷在1911年又起用端方。于是,辛亥年添了一员职位最高的牺牲者。过后,曾有人为端方抱屈,辛亥年“荼毒”四川的赵尔丰、“屠杀”革命党人的鄂都瑞澂当死未死,“温和”的端方不当死,却无故冤死。

端方丧命于乱刀之下,身首异处,暴尸郊野。但关于端方因何而死,却争议颇多。

死因一:勤王遭拒

该说法出自端方家丁。端方死后,其家丁逃回北京,向端家汇报称:

“钦差(在资州)正拟进省,忽接由省发来的急电,谓北京失守,两宫出狩陕西,有旨令午帅(端方)率领鄂兵由陕赴晋勤王。午帅当时向各兵演说,预备北上。兵士反对勤王,因此大哗”,造反兵士互相煽动,并杀害端方兄弟。

此份报告,由端方家人转呈朝廷,清廷据此发出嘉奖并追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

端方家丁的说法,称其锐意进剿(保路运动)、并在革命后积极回京护驾。这与事实有不符之处。端方对进四川进剿,本身持怀疑态度。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9月10日,朝廷急命在湖北的端方带部分鄂军赴川进剿。端方从汉阳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并在此停留了十四天,既未进剿,也未北上勤王。

办事雷厉风行的端方,面对保路运动,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这一“拖”,却迎面撞上了革命。

端方家丁还提到了“两宫西狩”、“有旨勤王”一说。这一说法,难免使清廷附会庚子事变中端方所为。庚子事变,两宫出奔,端方自陕西奔赴山西接驾,危难之际见忠臣。由此端方的仕途扶摇直上,十年之间数任封疆,并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死因二:进退失据

端方死后一个月(12月26日),有立宪派倾向的上海《申报》报道:

“(端方)得京电(应指辛亥革命),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及川东民军反正,日与伪都督赵尔丰激战,端乃调鄂军援助。……赵兵败,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端遂奔资州。”随后,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

曾在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和上海《申报》的报道大同小异,但是陈文斌回忆提到了一种补充性的说法。陈文斌称,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

民军方面关于端方死因的报道或回忆,提示了端方在资州的尴尬处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谋划独立,军队却不听令。这一说法,可能与历史实情吻合。至端方死这一天,也就是11月27日,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的独立也在旦夕之间。当此之时,端方或有可能与随同官兵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

第三方:

一份旁观者的说明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报》转《重庆访函》报道:

端方听说武昌革命之后,对其部署称愿回满洲效忠清廷,但目下无赏银,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为革命士兵所杀。

兵士闹饷,端方立字据一事,也可由与端方随行的六名轿夫佐证。事后,这六名轿夫向官府报告称,“大帅欲上轿回湖北”,遂被杀。

《重庆访函》的报道与端方轿夫的报告中,关于端方之死的差异,是去向问题(湖北或者北京)。此时,湖北已经光复,轿夫对于端方去向的说法,或为回忆不确。

《重庆访函》与轿夫回忆,是关于端方之死的旁观者说法。与家仆和民军的说法相比较,较少个人因素与政治立场分歧造成的误区。这种说法,提示了端方在听闻武昌革命之后的选择。根据端方死因的三种说法,端方之死的真相,可能应如下:

端方率鄂军(大多为新军)进入到川东资州,在进退两难之际,或许已听闻儿女亲家袁世凯出山组阁。于是,端方许诺重饷以说服鄂军士兵从其北上,但鄂军听说革命已成便欲回湖北。端方不得已,弃军北还,途中为革命兵士所杀。

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辛亥年,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而在辛亥年的选择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内阁之外重新创造一番立宪新天地。不幸的是,作为满人中的能臣,在“种族革命”的氛围中,端方不可能获得鄂军(新军)的支持并随其北还。更悲剧的是,由于其“异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极端分子的残酷报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该年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事实上,“普遍的谴责”并没有到来。端方之死与清末失败的立宪运动一样,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没并遗忘了。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张海林所著《端方与清末新政》《端忠敏公奏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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