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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澂(1864-1912)
清末大臣。博尔济吉特氏,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琦善之孙。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1905年调任上海道。1907年先后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同年10月升任两江总督,1910年升任湖广总督。武昌起义爆发,逃往上海。旋被清廷革职。民国成立后,没收其存于钱庄的百万财产,1912年死于上海寓所。
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早上,湖广总督瑞澂向北京内阁发了一封报捷电文。
瑞澂奏称,昨日已缴获武昌革命党人名单,并拿获革命党三十二人,其中杨宏胜、彭楚藩、刘汝夔三人罪恶深重,已经“即行正法”。其余拿获之人,尚在审理之中,“一俟研鞠得实,当分别重轻定罪”。对于胁从者,瑞澂表示要,“准其悔过,予令自新”。瑞澂还顺带表彰了协同办事的几位官员。
清廷当日的复电,对瑞澂多有赞赏,称其办事迅速,“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并表彰了与事文武“皆奋勇可嘉”。
不过,瑞澂和清廷都错了,这一天,武昌不是平息了党人之乱,而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当日夜,新军起义,武昌一夜间光复。瑞澂弃城溃逃。
剿抚无策
从这两份往来电报中,显见瑞澂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潮毫无预见。革命党作乱,在清末已属稀松平常。各省督抚,早已见怪不怪。
早在1910年瑞澂赴任武昌之后,当地官员就告知新军中革命党人约占1/3之重。一如清廷大多数官员对于革命党的态度一样,对于这份数据,既不能太重视,又不能太漠视。
瑞澂当日处理革命党人的一系列做法,其实是息事宁人,防止事态扩大。而着急向朝廷邀功,是把事情盖棺论定,以免引起进一步的风浪。
尽管瑞澂希望平息事态,但缴获党人名册一事,却已在军营中传播,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恐慌。逮捕三十二人,诛杀三名革命党人,也证实了谣言的可信度。
谣言的扩大化及其所引发的恐慌,是极有可能点燃革命的导火索的。但就单纯的行政角度来说,这一天,瑞澂并非不可为。10月9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结束后,破坏了党人预备发动革命的指挥机关,也抓了一些骨干,可如何处置那些分布在军中的众多余党,却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瑞澂的高参们,对于应对此种困难,也存在分歧:师爷张梅生等人提议立即调兵遣将,按名册将乱党一网打尽;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则主张烧了名册,以安军心,使局势和缓下来,徐图后策。可是,瑞澂在这关键的时刻却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了。
10月10日,整整一天,无论是剿,还是抚,瑞澂都未采用。唯一的动作,是向北京朝廷报捷,瞒报武昌局势危殆,和稀泥以求太平。当夜,武昌城中的零星的枪声从新军兵营开始传出,由稀渐繁。起义由新军工程兵发动,随后,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纷纷响应。
临战不决
关于10月10日夜的情况,后世有说法称,瑞澂在督署中炮之后,从后门逃至兵舰。更有不堪的说法,称瑞澂听闻炮声后,在后院挖狗洞出逃。如果这种说法可靠,那么瑞澂出逃,也算是战败而走,只不过没有尽节而已。但据当时在瑞澂身边的如夫人(妾)廖克玉回忆,情形并非如此。
据廖克玉说,起义发生后,瑞澂惊慌失措,急召亲信张彪、张梅生和陈德龙等紧急磋商。几个亲信的意见,又不一致。
师爷张梅生执意坚守待援,声称只要大帅不走,他一定陪大帅到底。张梅生颇受瑞澂赏识,“月俸三百元”,身价不菲。生死关头,劝主公保持“名节”,有旧文人的骨气,并尽到了谋臣的职责。第八镇统制张彪支持张梅生的意见,认为应该坚守下去。
楚豫轮的管带陈德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陈称,现在局势险象环生,胜负难料。继续呆在督署内,或有可能四面被围,非但不能“坚守待援”,更可能徒丧性命。而楚豫轮就停在离督署不远的江面上,“大帅到了楚豫轮上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里等死。”
是走是留,瑞澂又一次拿不定主意。良久,家人劝其离开,才决定往兵舰躲避。
由于外边正在发生战斗,出逃的过程很是慌乱。陈德龙提议可在后花园墙上打个洞出去。六神无主的瑞澂又一次采纳了他的建议。在陈德龙指挥士兵打洞时,瑞澂已领着男女老少一大家子,包括儿子、儿媳,跌跌撞撞地来到后花园。据说,从洞里钻出去时,瑞澂的表现还算从容:做到了“女士优先”,让如夫人和家眷先走,并一再安慰她们,叫她们慢慢走。在家属和下人面前,多少保留了一点总督大人临危不乱的“风度”。
从督署到码头的路并不远,一二十分钟后,瑞澂一行便都上了船。廖克玉回忆说:“船离码头不多远,就听得制台衙门那边枪声炮声四起,好像革命党已经打过去了。”如果廖克玉回忆无误的话,那么此时还只是起义军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时间,更谈不上督署中炮溃逃了。
当夜的情形,民军在武昌的进展,虽然顺利,但仍有部分军队忠于清廷。张彪临危不撤,坚守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民军反复进攻不能得手,至第二日晨张彪才主动撤出,民军始掌握整个武昌。武昌起义成功后,民兵总数4000人,而起义前武昌新军总数为17000人,整个起义过程,并非发生大规模战斗。大多数士兵并未参与革命,而是群龙无首,各自奔散了。
一逃再逃
武昌起义第二天,清廷降旨,瑞澂革职,仍令权总督事,戴罪图功。诏书未至,民军已克汉阳、夏口。瑞澂乘兵舰由汉口至芜湖、九江。10月29日,瑞澂至上海,向清廷奏报称,“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清廷震怒,诏两江总督张人骏派人捉拿。诏书至,上海已光复,张人骏无可奈何。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溃逃千里,瑞澂为第一人。
据瑞澂如夫人廖克玉说,瑞澂生性胆小,身为文官,根本不懂军事,更没有经过战事。瑞澂身世显赫,为大学士琦善孙,少时纨绔成性,与劳子乔、岑春煊并称“京城三恶少”。仕宦之途,堪称风顺,更得益于小舅子载泽的大力推荐,出任封疆。革命之际,瑞澂手足无措,一逃再逃,正与其纨绔世家子本色相符。
瑞澂出逃,同时也给清王朝的崩塌开了高官显贵率先奔逃的口子,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各省督抚遂走者走、变者变。两百二十七年大清帝国短短一月间,半壁江山尽属民军。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辛亥革命史料丛刊》、《清史稿》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