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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本报记者 黄昌成发自北京
“五中全会的公报，亮点有几个，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过去高消耗、高污染的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社会司副司长刘文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10月15-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二五”规划定下了调子。
不少接受本报采访的官员和学者认为，在未来10年，“十二五”这5年当中会做哪些事、能做成哪些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而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点将是“十二五”期间须着力完成的任务。
任务一：把蛋糕做得有质量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李佐军：理解“十二五”的特点关键是抓住三方面六个字，一是“转型”，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民富”，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改革”，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都会相当大。
汪玉凯：“十二五”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如果说过去我们一直在注重做大蛋糕的话，“十二五”则要注重如何才能把蛋糕做得有质量。它不再追求单纯GDP的增长速度，而讲求经济的增长质量，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要和老百姓的收入挂钩，要使各阶层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国强转向民富。
“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最大的差别，简单讲就是五中全会公报中的两句话，它确认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富民战略和内需战略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杨宜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是非常紧迫的。最直接的一个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国家产生了新的思考。
过去我们的外贸、加工和三来一补主要都是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很多人口红利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变成了发达国家消费的福利，我们也赚到了一些利润，那是非常微薄的。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扩大内需之后，能够更好地为本国人服务。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发达国家出现金融危之后，我们对外经济的依赖度这么高，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以前是向外使劲，现在是向内使劲。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写得很清楚，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过去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1995年就提出来了，已经15年了，但一直不理想，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各自的责任。
刘文海：中国的经济总的还是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GDP肯定也低不了，现在公报上也不提这个数字是多少了，可能是要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讲速度这么快，但一定要将发展的方式转过来。现在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要更加注重质量。
时代周报：就你所知，地方政府对“十二五”时期要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会存在哪些问题？
李佐军：其实各个地方不一样，“十二五”期间他们共同面对的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现在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与“十一五”相比是要下降的，但是很多地方上的领导还是想在经济上高速增长、赶超发展，与中央强调的平稳较快发展的思路是矛盾的。这是地方上要面临的一个决策问题。
第二个是中央提出的要保护资源环境，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十二五”时期执行的力度仍然会比较大，而地方仍然追求高速发展的话，会面临比较大的环保压力。
第三个是“十二五”期间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有些人力资源和生产要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础，转型比较顺利；但是一些地方基础比较差，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他们面临的升级转型压力也比较大。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有学者预测它会被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
杨宜勇：在经济学里面，包容性增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相对于排斥性（Exclusive growth）增长而言的，两者的英文只有前缀不同，但是“包容性增长”翻译得不好，我觉得应该译成“共享性增长”比较好。胡锦涛总书记提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国际场合上讲的，他必须用国际场合上的话，外国人都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词不会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来语，二来它层次还是比较低，是很技术性的一个词。你看看印度的“十一五”（2007-2012）规划，人家3篇加在一起是1300页A4纸，它的PDF文档在网上可以下载，第一篇就是Inclusive growth，我们写出来也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我觉得我们的“统筹发展”就比它好，范围比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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