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东亚复兴》结书出版，阐述和分析了近10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阻力到底在哪里？世行中蒙局局长杜大卫先生特别就这一话题接受了采访。

    《华夏时报》：过去10年，也就是自东亚经济危机后，东亚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GDP翻番，贫困人口大幅下降，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杜大卫：《东亚复兴》中给出了很多分析，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方面，一是贸易一体化的作用，二就是创新的作用，三是增加回报或者说增加利润。

    就中国而言，继续鼓励在区域和国际层次上的贸易自由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另外，中国已经开始向知识型、创新型经济转型，为此必须加快产权保护和风险资本的发展。

    中国会有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要使这个转移顺利，就必须在农村提高基础卫生和教育的质量，这样的话，这些未来的城市人口一开始就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华夏时报》：贸易一体化以及创新的好处，目前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你所说的增加回报或增加利润，应该如何理解？

    杜大卫：我们都知道，如果很多经济活动聚集在一起的话，能够增加回报。比如说，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3倍，在中国这种差距也许还不止3倍。

    中国要缩小这种收入差距，一条必须走的道路，就是允许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许你并没有认识到，事实上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东亚国家，这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

    一个农村人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农业产出并不会因此而大量减少，但是他去了城市工作，城市的产出却会因为他的增加而有比较显著的增长。

    《华夏时报》：我的理解是城市化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而且这一过程还将继续，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杜大卫：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是城乡差距和环境保护，这两个挑战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方面的挑战主要和城市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快速的城市化引发了能源效率低下和空气质量差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中国来说，必须改善城市环境，才能够保持经济的发展势头。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未来转移到城市，这些城市也要提高自己的宜居性，才能够使城市人口的收入不断增长。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农村人口都会搬到城市去，关键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应该降低到3亿还是5亿，或者是6亿。我个人认为，降到3亿会更好，因为3亿农村人口一方面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另外一方面，相比起五六亿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收入也会更高。

    《华夏时报》：再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渐进的好还是一步到位的好？

    杜大卫：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中国汇改一步到位，投资者可能有两种反应，一是预测还有更大的调整，如果持有这种态度，会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也有可能投资者认为，这种大规模调整只此一次，这样热钱可能就会离开。

    但投资者到底会以何种的态度反应？谁都不知道，只有在真的一步到位改革汇率之后，你才会知道投资者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个人认为，渐进式汇率改革风险比较小一些。但是渐进式改革同样有风险，如果投资者知道你要采取渐进式汇率改革，就会吸引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汇率的改革会采取哪一条道路，是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法的。